上海书展期间，应邀到闵行区图书馆做儿童长篇小说《三十六声枪响》的读书分享会。原计划100个孩子和100个家长，结果，一下子来了1300多人。600多个孩子和600多个家长，电梯运不完，井然有序的队伍从一楼一直排到八楼的报告厅。结果是，260人的报告厅里坐了350多个孩子，另外的孩子们只能抱憾而归。我看见一个爷爷带着孙子往外走，孙子后拽着爷爷的手不挪步。爷爷说，咱有书，回家看。事后我才知道，闵行区文旅局的同志还自掏腰包，给那些进不了报告厅的10多个孩子每人送了一本新书。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是周一发出的告示，想不到周三就来了这么多人。

　　报告结束后，照例有一个签名的活动，一个男孩儿悄声对我说，他看过我的《花儿与歌声》。《花儿与歌声》是我前年出版的30万字的儿童长篇小说，我问他几年级，他说三年级。当我抬起头来，发现还有更小的孩子，一个女孩儿大声地回答我：马上就上一年级了！

　　说实话，针对某一部作品的文学活动我并不积极。除了时间的投入以外，还有自己的心理矛盾。我有这样的习惯，当一部书完成后，我常常会不自觉地外出散步，沿着河边或者门前的马路逃跑似的大步前行，直到累了，走不动了，才停下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平时我是不会这样走这么远的路的。我一直想知道这一行为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后来我忽然发现：我是想走丢它，以便我从这种多日甚至多年沉湎的情景里走出来。这是一个自我暗示，似乎我走得越远，走得越快，离我刚刚写完的作品就会越远，我的劳累和它对我的纠缠就会越快消失。写作像一场痛快的比赛，我已经赢过了，我想迅速忘掉，以便休息或者准备下一场的游戏。

　　但是，一部作品出版之后，我又常常接受邀请参加为此的文学活动，甚至会为一些文学活动不停地感动着。一次，活动结束后，一个六年级女生逃出教室追上我，问：老师，我喜欢作文，以后我能不能当作家？我真的不知道，我为我的回答小心翼翼。还有一次，一个四年级男生为了能让我回答他的问题，一直耐心地等在我们的车旁。我问，你为什么不在会场里举手提问呢？他说，那轮不到我！还有的时候，一群孩子齐声朗读着书中的动人之处，我一边听着，一边努力地抵抗着，还是禁不住溢出泪水。

　　不想参加活动却又常常接受邀请，我是如此地矛盾着。因为我知道，儿童时代是往心田里播撒种子的最好季节。我们播进去的种子未必都能发芽，但发出芽儿来的肯定是曾经播进去的种子。正因为如此，面对孩子，我们不敢乱讲，更不敢乱写。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厌其烦地接受着邀请，不厌其烦地忍受着相同内容的演讲折磨。

　　上海是一个读书的城市。从准一年级的小女孩儿到《花儿与歌声》的小读者，到那么多在酷暑天气里带着孩子前来的家长们，在在呈现出云蒸霞蔚般的读书热情。当我向朋友们表达我对那些未能见面的小朋友和家长们歉意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很快还要邀请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