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教师节，于我家都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因这是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父母共同的节日。富有戏剧性的是，父亲从金山中学调回市区后，与母亲短时共过事，他们分别担任了我高中毕业班时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不过回想起来，我似乎并没有因这层特殊的关系而沾光，倒是倍感要求严格，两位上课提问从不徇私情，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偶尔走神、猝不及防被叫起时的窘迫。

　　小时候，每当别人问起我父母的职业时，我总是特别自豪，因为爸爸妈妈都是中学教师，其实那时教师的地位并不高。在没有中、高考的年代，做教师虽没升学指标的压力，却也有着另外一番辛苦；尤其是那段特殊时期，学校失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复课后根据形势要求，教师什么课都要教，变成了“万金油”。地理专业出身的苏老师，上过政治思想课、革命文艺课及农基课。农基课与地理知识还算有关，革命文艺课则完全由于苏老师的多才多艺，教美术时她以素描功底教学生画样板戏人物，教音乐时她以被调皮学生戏称“广播电台开出”的优美嗓音，带大家清唱革命歌曲。除了教学，还要开门办学。老师经常带学生学工学农，野营拉练；如果带毕业班还掌管着分配大权，工厂或是农场可得摆平。作为年级组长的苏老师，下班后或节假日不是去学生家家访，就是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家诉烦恼拉家常。这或许是那时师生乃至家长和老师之间，感情特别淳朴深厚的原因吧。

　　“读书无用论”风行的年代，要做一位称职的教师还得有十八般武艺，与那些调皮的学生斗智斗勇。学生逃课要想方设法把他们拉回课堂，学生故意和老师作对要巧妙化解。一次苏老师走进教室，发现教室里出奇的安静。她一眼瞥见黑板上一块苏打饼干、一个辣椒和一朵云依次排开，心里顿时明白，是哪个调皮鬼恶作剧，把自己的名字做了拆分图示。面对一张张凝神屏息有所期待的脸，苏老师不动声色地拿起粉笔，在图案间隙写起了漂亮的板书。半节课过去了，那个调皮鬼屏不住了，讪讪地上前擦掉了黑板上的图案。苏老师继续讲课，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后来学习风气有所好转，教学条件却依然简陋，除了极其朴素的课本几乎没有教具。苏老师为了把地理课上得生动，常常自己动手制作教具，关于板块构造的教具还获得了区一等奖。

　　改革开放后，获得首届上海市先进教师荣誉的父亲终于得以从郊区调回市区。正逢高考恢复不久，大家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周末我家总是人来人往，陈老师的语文小课桌一座难求。虽是课余补习，陈老师依然用与课堂上同样洪亮的声音，为学生讲解作文和古汉语。父亲早年学的是工商管理，20世纪50年代末师资紧缺去了郊区任教，一去就是二十年。半路出家的陈老师之所以选择教语文，是因为觉得语文是其弱项，更有钻研的动力。果然不久他就脱颖而出，且因此年过半百调回市区后还实现了从普通中学到区重点又到市重点中学的“三连跳”。后曾被我就读的上海大学文学院聘为兼职副教授，教授古汉语，和我成了另一种意义的师生。退休前两年他又专业回归，调入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为当时师资紧缺的经济法等开设课程，培养在职人才。

　　如今耄耋之年的父母退休以后似乎比别人多了一份乐趣，那就是历届学生的聚会，都不会忘记邀请自己的老师。他们说苏老师黑板上画的地球很圆，是苏老师生动悦耳的讲解，让他们对地理这门副科产生了兴趣；他们说难忘陈老师小课桌上传授的绝招，帮他们战胜了作文老大难……

　　多年以后，我渐渐发现，这或许是教师父母给予儿女的别样馈赠。不久前与失联已久的中学同窗兼大学校友微信聊天，这位法学博士至今感恩班主任陈老师发现他的潜质，安排他进了文科班。他说那年夏天我们考取同一所大学，陈老师曾带着他这个得意门生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市区，为的是看看女儿未来的大学校园。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听父亲讲起过这个细节，还曾抱怨父亲的严厉和粗线条。那一瞬间我特别感恩父母的教师生涯，让我得以从那些曾经的学生的回忆中读懂父母的内心，也是教师的内心。

　　在一位著名女作家的记忆中，14岁时在教室见到苏老师，“她有着惊人的美丽，她在黑板上挂了一张皱巴巴的地图：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就是我们住着的世界。它很辽阔，中国之外，还有着广大的海洋，冰封的两极，以及辽阔的大陆。”师生重逢已是相隔四十多年后，女作家特意请苏老师在徐光启纪念馆，再次讲解利玛窦地图，重温了一堂中学时代的地理课。去年，女作家又邀请苏老师参加自己的一个特展开幕式。活动结束后，苏老师特意把嘉宾席上放置的印有“地理苏老师”的席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包里。我知道，这是做老师的最认可的称呼，也蕴藉着做老师的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