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文库在，守待尔归唱凯旋……”前不久，原创大型沪剧《一号机密》在美琪大戏院预演，讲述了一个红色传奇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驻沪逾10年，留下大量珍贵档案资料。英勇的地下工作者与敌斗智斗勇，终于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将16箱珍档安然无恙地移送。

　　新中国成立前夕，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急电《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中也称赞这“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

　　1 订条例 规范档案管理

　　1931年1月的一天傍晚，申城下起了大雪，连一直很热闹的天蟾舞台，也冷清了许多。

　　一辆黄包车从西藏路（今西藏中路）拐入四马路（今福州路），又弯进云南路（今云南中路），在天蟾舞台东侧停下。一位气度不凡的男士跨下车，付完车费，用炯炯有神的双眼警惕地打量了四周，才步入门牌为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的私立生黎医院。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的周恩来，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打扮成了商人的模样。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设于私立生黎医院楼上，有三间房子，挂着“福兴布庄”牌子，它与天蟾舞台建筑融为一体。周恩来在沪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所以常来这里与相关同志商量工作，或会晤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很快，瞿秋白也来了，带来的是他刚刚起草好的《文件处置办法》。

　　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早先就设有文件保管处。半年多前，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各种文件迅速增加，中共中央在《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中，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保存”；接着，根据实际需要，又决定建立中共中央阅文处，更妥善地保存：中共中央决议、纲领、宣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对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红军军事文件，以及党内出版物等。

　　中共中央阅文处设于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由张纪恩以其父名义租用，系一幢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为一正两厢三开间，他用“小开”的身份作掩护，负责管理；这里成为保存和查阅文件的秘密机关，也是中央领导的一个碰头地点。随着档案资料越来越多，周恩来又提出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整理、保存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个条例。此刻，他接过的正是这份《文件处置办法》。

　　《文件处置办法》对如何分类、整理、编目、保存文件作出明确规定。其中，规定对中共中央文件统一按四大类编目入库保存。其中，还要求档案资料“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在最后还添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认为考虑得比较全面，就在《文件处置办法》上作了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并说：“你想得长远，这些档案资料合理、科学地保存，以后对于我们的党史委员会将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啊！”

　　4月下旬，中共中央特科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紧急通知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于是，张唯一与相关同志用黄包车连夜分几次装运，将一大批档案资料送往上海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门小楼，他按照《文件处置办法》的要求，在这里建立中共中央文库。

　　翌年初，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接受党组织指派，接手管理中共中央文库。

　　2 扮商人 屡次化险为夷

　　1933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江西瑞金。陈为人、韩慧英按上级指示坚守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的申城，继续管理中共中央文库。

　　为了方便管理，陈为人把中共中央文库转移到白克路（今凤阳路）的自己家中，并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这是两层的街面房屋，门前的梧桐树的茂密枝叶几乎遮住了楼上的窗户。白天，夫妻俩轮流在楼下谈生意，摆出一副商人的样子；到了夜间，就走进楼上储藏室，关住窗户，拉严帘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整理，把大批文件都依照《文件处置办法》合理分类、重新装箱。按党内规定，夫妻俩平时深居简出，以避免给中共中央文库带来危险。然而，还是发生了意外情况。那天，两个贼头贼脑的人突然闯进湘绣店，陈为人断定眼前的一定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就不动声色地寒暄。两个家伙在店里转了一圈，说是想给老婆挑选新款绣花旗袍。陈为人熟练地介绍着，韩慧英则拿出几件样品，并将刺绣特色讲得头头是道。两个家伙觉得陈为人、韩慧英很懂行，敷衍了几句便扬长而去。陈为人对妻子说：“要尽快搬家。”“已应付过去，为什么要转移呢？”“既被怀疑，随时可能发生问题。”鉴于环境险恶，夫妻俩约定：“必须用生命守护党的‘一号机密’。到迫不得已时，宁可放火焚毁自己的家，也不能让敌人得到档案资料。”

　　1933年冬，在呼啸的寒风中，陈为人、韩慧英把中共中央文库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石库门里弄，安顿在一名白俄老太家的楼上。白俄老太是“二房东”，带着小孙子一起住；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干事的儿子与前妻离婚再娶，平时不太关心老母，她因经济拮据遂将楼上的房间转租。韩慧英为了便于工作，主动与白俄老太联络感情，还曾带她的小孙子去霞飞路“彼得·潘”儿童用品商店买文具，教他写作文。由于双方的良好关系，白俄老太真的在紧要关头对自己的房客出手相救。这天傍晚，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接到命令，大范围地搜捕“过激分子”。白俄老太所在的弄堂，也来了几个巡捕。白俄老太晓得房客在长方形厢房一头隔出个暗室放置许多纸质材料，她虽不清楚那是什么，但明白一定很重要，怕有闪失，忙上楼报信。几个巡捕闯进门后，查看底层后，随即上楼；他们边搜查，边盘问在家的韩慧英，白俄老太声称儿子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很吃得开，故意在旁不断“胡搅蛮缠”。几个巡捕觉得烦，没有心思多待，折腾一番就离开。韩慧英表示谢意时，白俄老太说：“既是邻居，就要互相关照。”

　　陈为人、韩慧英多次搬家，屡遭意外，但他们都凭着对党的忠诚和革命智慧，保证了党的“一号机密”的安全。

　　3 接力赛 完成特殊使命

　　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之间，有一条雷米路（今永康路），全长仅600多米，属比较僻静的地段。“张老太爷”将一个党的地下联络点设于雷米路文安坊，并常在这里与党内同志接头。那时，中共中央文库的文件进出，一直都由他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行动极谨慎。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迫于“军统”的压力，对国民党便衣特务的活动眼开眼闭；当国民党便衣特务发现雷米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又默许他们“采取行动”。1935年2月的一天，地下联络点遭到了破坏。韩慧英不知情，仍按约定前去取文件。国民党便衣特务装扮成鞋匠、小贩，守候在附近，看见有人敲门，立即抓捕。她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灵活地应对，但仍被抓走了。

　　陈为人见妻子迟迟未回，便当机立断，以木材行老板身份租下位于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的两层石库门房屋，立即转移到那儿。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陈为人既要守护中共中央文库，又要照料3个年幼的孩子，非常艰辛。最困难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大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只好吃生萝卜。

　　过了数月，妻妹韩慧如接信从河北来到上海，帮助陈为人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抱病打开箱子，请韩慧如一起上下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

　　1936年初，受尽酷刑的韩慧英由于坚持称自己是个穷苦洗衣妇，什么都不知，敌人只好将她释放。她记起陈为人曾说到小沙渡路合兴坊看房屋作为备选，迅速赶去，终于找到了家人。

　　为了维持生活，韩慧英、韩慧如找了份在小学代课的工作。陈为人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为了便于接手的同志工作，他撰下《开箱必读》一文，写道：“在未开箱之先，必取目录审查，尤其是要审查清理的大纲共二件（一切文件，都是按此大纲清理的），然后才按目录次第去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须按原有秩序放好。”

　　同年秋，韩慧英通过上海培明女中附小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与中共中央特科的徐强（代号“瘦子”）接上关系。徐强后来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鉴于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徐强要求他移交中共中央文库，进行治疗。陈为人和韩慧英认真整理，把一批装得满满的木箱安全送到指定的秘密地点。陈为人在医院住了几天，表示“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坚决回家，他因劳累而沉疴日久，不到半年便病逝，年仅38岁。

　　徐强和妻子李云因忙于党的情报工作，无法长时间兼管中共中央文库，遂经请示上级，把它交给别的同志。此后，吴成方、周天宝、缪谷稔、陈来生等相继承担管理重任；中共中央文库先后辗转于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新闸路、北成都路（今成都北路）等处，还曾重返合兴坊，历经曲折。经过地下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奋战，党的“一号机密”的守护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这是忠于使命的接力，也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

　　4 迎胜利 入藏中央档案馆

　　1949年5月，申城解放。数月后，陈来生将自己保管长达7年的档案资料共16箱，移送上海市委组织部，这些资料由于一直得到精心保管，“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不久，中共中央收到华东局的《关于保存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如何处理的请示》。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急电《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其中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翌年春，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完好无损地入藏中央档案馆。

　　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随党史界前辈访问昔日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张纪恩。谈起中共中央文库，张老感叹：“在险恶的环境中，前后有10多位同志参与文件资料管理，实在是不易！”当我提问：“昔日与中共中央文库单线联系的‘张老太爷’，到底是谁？”他回答：“那是张唯一的代号，他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党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他成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因办事沉稳，所以被称为‘张老太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