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允熬 1960年毕业于外交学院，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86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根廷大使。1988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西大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一部艰辛开拓、长期积累、逐步发展的历史。由于我在外交学院修习的是西班牙语，所以长期一直从事对拉丁美洲的工作，并有幸亲历了中国与拉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时刻。

　　有幸为毛主席当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没有一个拉美国家与我国有外交关系。我国领导人很重视从民间突破，经常会见来自拉美的各界人士。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到北京庆贺的外国政要众多，来自拉美的就有包括巴西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柯都维亚在内的多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拉美友好团体负责人。

　　那时我还在大学学习，临时被中联部借调去为玻利维亚共产党代表团当翻译，因而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我国领导人，以及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等外国政要。

　　几个月后，我又被团中央临时借调去接待拉美青年代表团访华。该团由来自古巴、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的青年团骨干组成。196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该团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烟花表演。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集体接见参加晚会的各国代表团，外宾们排成队，缓缓向前与我国领导人一一握手。

　　当我向毛主席介绍古巴来宾卡洛斯·金塔纳（《青年起义者》杂志主编）时，毛主席说了句“要古巴，不要美国佬！”1960年9月28日，古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拉美国家。 

　　不忘雪中送炭老朋友

　　1988年，我到巴西任大使，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位既非达官显贵，也不是商贾富豪，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在我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就是索布拉尔·平托，一位律师。在9名中国驻巴西工作人员落难之时，他大义凛然，雪中送炭。 

　　那是1964年3月，巴西发生了右翼军人政变，9名在巴西从事贸易和新闻工作的中国人被政变当局逮捕关押，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国曾聘请两名美国著名律师为我9名同胞辩护，但遭到政变当局无理拒绝。

　　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时任巴西律师协会主席的平托律师挺身而出。当时，平托已经70多岁，而且大批巴西进步人士或被迫流亡国外，或遭政变当局关押，但老人家不顾自身安危，为营救我9名工作人员奔波、交涉，承担着今人难以想象的辛苦和风险。 

　　当时，平托慷慨陈词:“我从事律师工作50年，至今还从未见到过如此毫无根据的陷害。你们加在9名中国人头上的所谓罪证是我平生耳闻目睹中最可耻的东西。案件事实已经昭然若揭。现在的问题不是你们不懂得怎样判决，而是不知道如何向你们的上司交待。” 

　　虽然我到任时，事情已过去了20多年，但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老律师。1989年2月，我在到任后不久前去看望了崇敬已久的老先生。

　　平托一生大部分岁月生活在里约热内卢，是一幢单门独院的两层小楼，并非高档住宅区。平托住在那幢房子里50多年。房屋虽然宽敞，但已年久失修，门窗的油漆和墙皮均已斑驳。客厅陈设也相当简单，沙发弹簧也已失去弹性。不过，当时已95岁高龄的平托仍站在会客室门口迎接我们，虽然清癯瘦弱，银发疏稀，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深邃的双眼炯炯有神。 

　　我向他介绍了被他营救过的9名同胞的近况，也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近况。他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我的介绍，十分谦虚，不怎么谈论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送给他一个中国工艺瓷盘以及一些荔枝罐头和茶叶，略表心意。老律师的儿媳路易莎一直送我们到楼门口。我诚恳地对她说，我们对老律师非常尊敬，现在他年事已高，作为朋友，如果他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能帮得上忙，定当尽力相助。她表示十分感谢，老律师及其家属后来从未提出什么要求。 

　　1991年11月30日，平托律师在家人的陪伴下在家中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98岁。我听到噩耗后，立即订票从巴西利亚赶到里约。其实那天我自己因肠胃炎也正生病卧床，但为了看这位老朋友最后一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的敬意，还是去了。 

　　如今在拉美和加勒比33个国家中，我国已与24个国家建交。我国与拉美国家间的年度双边贸易额，已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数亿美元增加到近年的3000多亿美元。回望中国与拉美共同走过的道路，无论是基于历史传统，还是展望未来，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把彼此的友情维护并发展壮大。 沈允熬 口述

　　本报记者 杜雨敖 杨一帆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