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式外交”大致有以下几个动作。首先是“通话外交”，文在寅在上任两日内，就与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分别通话。其次是“特使外交”，文在寅政府宣布将分别向中、美、日、俄、欧盟与德国派遣特使，特使身份均为通晓对象国的重量级亲信。第三是“对话外交”，文在寅在选举中就声称“要在当选六个月内访问平壤”，当选后也表示“适当时机将访问平壤”。第四是“情分外交”，文在寅目前任命的外交安全官员，学者型、专家型官员多，在相关领域或对象国有较深的人脉关系。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特使外交”。在赴华特使团中，团长为前总理李海瓒，成员有民主党议员沈载权、金太年、前韩中日合作事务局事务总长申奉吉、国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徐周硕等人。

　　李海瓒曾7次当选国会议员，也是文在寅选战团队的共同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作为共同民主党的元老级人物，李海瓒出使中国，可见文在寅政府试图打破中韩关系坚冰的决心。特使团成员中，沈载权议员是著名的“知华派”、申奉吉曾是韩国驻华使馆公使、徐周硕是军事专家。

　　特使团议题的重心无疑是在打开中韩关系突破口和“萨德”问题上。“萨德”问题不仅是中韩关系的问题，也是韩国平衡韩美、韩中两大双边关系的最重要话题。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文在寅称“清楚了解中国的关心与忧虑”，但同时也表示“韩国企业与民众正遭遇重重困难”。文在寅政府想挽回朴槿惠政府时期外交、安全问题的颓势，将“一边倒”式的外交安全政策导致的后果归零，重新获得对日、对华、对美和对朝的外交谈判能力，并安抚国内民众心理。

　　李海瓒团长此行，无疑对恢复因“萨德”部署受到严重挫伤的中韩关系在短期内融冰有所助益。但两国关系的真正回暖，还是要解决安全信任这一“短板”，韩国要在“萨德”问题上有实质性的回撤。　　郑继永

　　（作者系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