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JoséOrtegayGasset）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翻译的悲惨和荣耀》中声称，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据他的看法，翻译是可能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原文所有的词都有其“关联”，而这种“关联”在译成的语言中是不存在的。

　　这段话，是日前在北京参加2014中国作协第三届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的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陈安娜，在进行题为《填补阅读的“空白”》的发言时提及的。有意思的是，陈安娜，这位金发碧眼的女翻译家，翻译了莫言、阎连科、苏童、余华等一大批中国小说家的作品——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流传在北欧的其小说瑞典语版，都是陈安娜翻译的。或许可以说，陈安娜的瑞典语版本，帮助了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评委——均是瑞典文学院院士，以母语去更好地理解中国小说家文字里的乡土韵味、民间传说和另一片博大精深的精神土壤。

　　获奖后，莫言曾与陈安娜进行过一次公开对话，他还在诺贝尔晚宴致辞中特别说道：“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

　　如果说语言的转换和翻译是在中国文学作品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那么陈安娜，就是走在这桥梁上的一位美丽使者，带着瑞典语这一盏灯。

　　“这是一连串偶然”

　　今年49岁的陈安娜，全名安娜·古斯塔夫森，从上世纪90年代翻译苏童的《妻妾成群》始，如今已经翻译了莫言、阎连科、余华、苏童、韩少功、贾平凹、刘震云、虹影、陈染等10余位中国作家的30余部作品。作为在瑞典，翻译最多当代中国作家作品之一的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在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现状时，会来征询她的见解。

　　这并不是她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里学中文的初衷。“这是一连串偶然”，她说，“我本来第一志愿填的是拉丁语，保险起见第二志愿填了中文。结果拉丁语学生只收5个，我就被调剂到中文，一开始还有点不高兴，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正确的方向。”

　　第二个偶然是在买菜时偶遇隔壁邻居——一位出版商兼汉学家罗得保。1997年获得中文博士学位后，陈安娜一直私下挑选一些喜欢的中国作家，在家翻译他们的作品。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就是这阶段她翻译的两部长篇。与邻居菜场偶遇时，她提及了这两部翻译书稿，对方觉得听起来不错，就答应帮助她出版成书。“当时报上评论很好，但是卖得不好”，安娜耸耸肩：“瑞典只有900万人口，还没有上海人多。”

　　第三个偶然，也可以算是必然。陈安娜嫁给了中国作家、翻译家万之。万之十分熟悉中国作家圈，阅读同行作品的同时，无意中等于先为妻子“筛”了一遍精品佳作。此次安娜来中国，也是与丈夫同行，看看夫君生活和热爱的土地。他俩特别夫唱妇随——安娜翻译的中文稿，会给万之润色；万之翻译的瑞典文稿，则给安娜修正……万之侃侃而谈，安娜谨言慎行。

　　为中国作家获奖架设通衢

　　“我是个半文盲”，虽然安娜已经成为瑞典最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之一，并且获得过瑞典文学院授予的文学翻译奖，但是她始终有着中国人的美德——谦虚谨慎。她刚刚完成并且出版了贾平凹的《高兴》，如今正在翻译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这里面有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但是瑞典人不知道的人物，比如小白菜、窦娥，还有特别有意味的人名，比如贾聪明、王公道等。”如何用贴切的瑞典语来翻译这些人名呢？“我至今还没想好书名该怎么翻。”她还以莫言的《红高粱》举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中文读者知道类似题材的小说通常是怎么写的，因为他们有阅读的‘常规’，所以他们能看到，莫言如何打破‘常规’。但是，对于瑞典文读者而言，他们缺少这样认识上的‘常规’。”

　　“解读中国故事”就更加困难了。陈安娜主持过一个文学杂志组织的读书会，读的是曹雪芹《红楼梦》的瑞典文译本。“这是一部层次非常丰富的文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读，作者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空白’。但是，对于瑞典文读者而言，还是很难看到文本里的‘空白’。”

　　“我也算是个公务员”，安娜坦言，单靠译著养活自己在瑞典也还是有点难的。阎连科请安娜和万之到北京的家中做客，吃河南烙饼。她在阎连科连着主卧的书房里比划了一下：“这里的面积大概就和我家差不多大了。”阎连科家总共有200多平方米，住着他们夫妇俩和两只小狗。安娜和万之的家里，还住着两个儿子和两只猫——不过，他们家接地气，算是一间大平房，还有个花园。她也感叹，他俩出门的话，就得找人照看猫，否则猫寄宿旅馆的房费比人住的还要高。因此，她始终在图书馆工作，前10年在市立图书馆负责中文书籍的采购和管理，如今在瑞典盲文和阅读障碍图书馆担任采购和项目开发等。

　　尽管，安娜出于偶然开始翻译中国当代小说，其实是为中国作家走向诺贝尔文学奖架设了通衢，虽然她本人从未以此为目的。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仅有立锥之地。例如，瑞典2011年出版图书10650种，其中外文译作图书是2907种，而中文译作只有2种，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并且，这两种书的印数也相当少，在书店里，几乎看不到。而瑞典还算是世界公认的公民素质比较高、图书销售量和图书馆出借率位于全球前列的国家。当莫言获奖的消息公布后，瑞典国家电视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采访，百分之百的受访者都表示不知道莫言，也没有看过他的书。于是记者都来采访安娜，请她来介绍莫言。

　　这一情况在莫言获奖后有了明显改善，甚至带动了评论家和读者对中国作家群的关注。

　　今后是否还会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临近采访结束时，我把问题抛给安娜，“有人说，20年之内没有可能。”安娜从翻译的专业角度分析道，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可能有时语言粗糙一些，但是拥有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力，使得作品既奇幻又现实，很丰厚。那么作为翻译，可以把他的语言柔化。不过，倘若作家是以语言见长，那么其本身的语言魅力就有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丢失。而且，莫言得奖也透露了获奖的“尺度”——想必与莫言处于同一级别的中国作家少说也有五六位吧！乐观估计，第二位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无须等待20年吧。

　　是啊，莫言获奖是在中国的龙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好的作家好的作品借助陈安娜这样的语言使者带来更多的好的译本，下一个龙年还会远吗？

　　采访手记

　　安娜，看起来还像是学生，穿质朴的棉布衣裤，背个黑色小皮包，热衷养猫。她并没有宏大的理想，当初考上中文系的时候也没想过翻译中国文学——中文课的学分只占一半，另一半是经济贸易课。按照课程设定，她学的中文课，是为了来中国做生意的，更像是“对中经济贸易专业”。

　　她当初开始翻译苏童、莫言的作品，只是因为喜欢——不为报酬，况且报酬根本不能支持生活。她能出版莫言《生死疲劳》的瑞典文版，是因为获得瑞典文学奖的奖金，主动放弃翻译费，才得以开印1000本。

　　她在中国这几天，路过哪里脑子里就想到自己翻译过的作品。“到了内蒙古，就想到莫言笔下的农民；有人请吃饭，就想到了刘震云描绘的请客……”这是她第二次与丈夫一起来中国，第一次是到丈夫的故乡常熟以及上海；第二次是到北京，也就是这次参加中国作协会议。看着自己翻译的作品所属的土地，她一直说感觉很神奇。

　　相关链接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过程知多少?

　　安娜丈夫万之撰写过一本书《诺贝尔文学奖传奇》，详尽介绍了诸多内幕。据他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是从每年1月持续到10月。第一道关卡，是5位作家组成的初选小组，其中一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他们的工作是，从全球数百位候选人中，挑出合格的候选人，在2月1日前选出“提名者”。在全球范围内，符合以下4个条件的人，都可以参与提名心目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4类拥有提名权的人分别是——

　　1.18位瑞典文学院院士中的任何一人

　　2.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即莫言有权提名他心目中能获诺奖的人）

　　3.各国作协主席（当然包括中国作协主席，据说瑞典文学院密函过巴金，但作为收信者，必须对整个过程保密）

　　4.各国文学院正教授（这个范围就极其广泛了……）

　　当然，自己提名自己的肯定会被刷下来——世界上，还真有一些作家这么做过。

　　3月1日，获得提名的作家会缩小到30多人。从3月至5月，经过5人小组筛选过的提名作家会缩小范围至3~5人。随后，5人小组把这三五人的提名小说，给到18位院士去通篇精读——尽可能找齐英、法、德、意、西、中、日以及瑞典语等各种语言版本，就是为了彼此对应到底原著长成什么形状样貌精气神。陈安娜说，这是因为一些在美国出版的小说，被编辑改动得相对大一些。这18位院士中，每人都精通三种以上语言。但是，会中文的仅有马悦然一人——这位翻译过《道德经》、《水浒传》等古典文学著作的中国通，是18位院士中唯一一位懂中文的——当初邀请他加入，就是因为诺奖需要充分了解中国的专家。不过，严格说来，更有决定性因素的，是5人小组——他们决定18位院士看谁的作品。

　　5人小组，还会经常展开对全球各国文学现状的调查研究，会委托他们信任的专家进行调查研究。他们也会来咨询安娜，最近有什么中国作家值得关注？

　　万之透露，莫言获奖当年，已是第二次进入最后角逐了。“被提名的次数当然越多越有可能获得”，他还说，“大江健三郎被提名了三次，经过18年，最终于1994年得奖了；还有人预测村上春树，也是因为他多次被提名了。”最终，获奖者会在每年10月揭晓。至于标准，可以笼统概括为一句：“对人类和文学有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