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6元人民币实在微不足道，就是6美元、6英磅，兑换之下也不足百元人民币。钱多钱少不是衡量生命的记忆。在我生命记忆里，与钱有关的刻于心间至今难忘的就是这6元人民币。46年后的今天，我依旧感受到母亲那贴着胸怀的6元钱的温暖。我掂在手里就像掂着一笔巨款，很沉。

　　那个年代，纸币最大票面是10元的“大团结”，其次是5元的，再次是2元的，最小的是1元票面。母亲给我的是3张绿色的2元票面的人民币。那年，我15岁，是我有生以来，母亲给我的最大一笔消费。因为，要出远门，大串联去北京。

　　那时，停课闹革命。革什么命？我一个初二年级的中学生，怯生生羞答答，既不会批斗老师，更不会动手打老师。现在想想，打老师就像打父母，怎么下得了手？就像小人打大人，这还了得？可那时，没了师道尊严，没了忠孝礼义，全乱套了。这种革命学不来，我们5个男同学和4个女同学，干脆在学校的操场上学骑自行车。学骑自行车算不上革命。于是，我们也核计着要革命一下了。那时，大串联风行，方向北京，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先后3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我们决定去北京，争取赶上毛主席的第四次接见。

　　怎么说呢，现在讲那个年代荒唐，可那时有多少人晓得荒唐？更何况我们这些劳动人民出身的学生了。大串联，坐火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天底下哪来这么“诱人”的“革命”？不去白不去。

　　15岁，除了学校安排去郊区金山“三秋”之外，我还是第一次出远门。不知父母怎么会让他们这个未成年的儿子，串联去这么远的地方？想来，他们也合潮流，支持儿子“革命”。当时，没有比革命更时髦的说法了。

　　母亲从衣袋里摸出6元钱给我，记不得她的叮嘱了。我觉得这6元钱已经很多了。它是父母每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可开几天的伙灶了，弟妹们羡慕煞脱了。夏秋之交，我穿着单薄的衣裤，背只书包，带了支钢笔和一本笔记本，还有一本红塑封面的毛主席语录，至于6元钱放哪儿却怎么也记不起了。就这么，我和同学张义鹏一起去北京。

　　我们的进京路线颇为曲折：步行至北火车站，听说火车停在南翔开不进来，于是拦卡车去南翔；在南翔上车，火车开开停停，10个小时到南京下车；听说要到浦口转车，一车人便趁着夜色一路小跑到浦口，一呼隆上了火车……记不得从浦口到北京开了多少小时。总之，到了北京，一出站，就有很多大专院校派车来接。我们不知被哪个学校接走的。确实，一路到北京，后来又一路返回上海，乘车、吃饭、住宿，没有付过一分钱。那么，我这6元钱是怎么用的呢？每天，跑大学，抄大字报，在北大买了一本《大字报选》；再就是买了不少明信片、纪念章。压根不知颐和园在哪里、长城在何方？也不知北京有糖葫芦、有茯苓饼、有蜜饯……“革命”革得很彻底。终究想家，我等不到毛主席接见就回家了。我将没用完的4元多钱全部给了母亲。母亲直到老了还说我这个人厚道。

　　我记着母亲给的6元钱，它在我心里分量很重很重。是的，我这一生都是父母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