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那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 

　　几乎是在同样的时候，或许更早一年，又开始了另一个全国性的大运动，不像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这样“激动人心”，似乎比较神秘，不可猜测和理解，那就是“反右派”的运动。我还小，全班同学都只有十三四岁，但“反右派”的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来到了我们的集体。那时开会真多，我们这些未来的小音乐家们已经减掉了数理课，只剩下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文学课、汉语课。现在这些文化课似乎也都不重要了，每星期两小时的主课（我的钢琴课）和练耳音乐基础理论课程有时也被挤掉不上了，每天就是全班30人坐在一起开会。

　　轰轰烈烈的1958年很快就过去了，中央音乐学院搬到了北京，少年班也正式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随之而来的60年代初的头三年，形势变了很多，大张旗鼓、好生热闹的场面少了，人们渐渐地安静和沉默了下来。

　　学校每天下午通常会有一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按规定所有的同学必须到操场上锻炼身体，诸如打篮球、跳绳、跑步和打太极拳等。我是校田径队的一名短跑选手，在几个艺术院校联合组成的运动会上，我连连报捷，获得一百米、二百米冠军。还有我最喜欢的四百米接力赛，我总是跑第四棒，在最后的冲刺决赛中急速地超过其他几个队，为落在后面的音乐学院代表队夺得了冠军！

　　也许是巧合，音乐学院里几个短跑选手多是弹钢琴的，另一名是大家都叫他“大胖”的殷承宗同学，当时才从莫斯科留学回来，他继大刘同学之后也在老柴钢琴比赛上获得了二等奖（苏联的阿什肯纳齐获一等奖）。虽然他身材有些微胖，但酷爱短跑，跑起来一咬牙，一只眼睛瞪得好圆，另一只却半张着，有点吓人的样子。

　　我热爱这种充满激情和爆发力高度集中的短跑运动，但是突然，操场上熙攘欢闹的人群不见了，校田径队也相继解散了，每天下午一小时的课外活动停止了。

　　我的爸爸黄育贤已不当水电局局长了，不过仍是高级职位的总工程师，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代表各阶层的高级人员同属于一个政协俱乐部。在西城区靠近白塔寺设有政协礼堂，除了政协的会议在这里定期召开外，还常组织各种文艺晚会。二楼设有洗澡堂和餐厅等，只有属于政协和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才可以进入并享受各种活动。

　　一次，妈妈忽然用手指着外面不远处，柜台前站立的一个人：衣着旧深蓝布棉袄，头戴一顶在冬季男士几乎个个都戴的遮耳蓝棉帽，略驼的长长的背，脸上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这位近六十开外的“干部”在买玻璃柜台里面罩着的可数的几种颜色灰暗、制作粗糙的甜点心。

　　“那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妈妈捂着嘴但大声地告诉我。“啊！他就是那个3岁就做了清朝末代皇帝，抗战之后因属战犯而进了监牢的溥仪啊！我在学校学过关于他的历史。”我继续着和妈妈的对话，同时不断打量着这个刚从监狱放出不久的“皇帝”。当他离开柜台经过我和妈妈的桌子时，还将那张架着深度眼镜的长脸微微转向我们，友善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脸上不可遮盖的沉闷忧郁和绝对不愿也不能流露的一种复杂表情。随着他的脚步声远去，我猛地看见他脚上穿的一双棉鞋，已经破旧得连发黄的旧棉花都露了出来。难道他，就是那位“曾经”的最后一个皇帝，连一双新棉鞋都没有吗？

　　1966年，我们刚完成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考试，像那时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必须听从国家分配。正在我们焦急地等待国家分配时，“文革”开始了。一天，妈妈不放心地问我：“在学校，红卫兵有没有抓你打你啊？”还没等我回答，沉默了几秒钟，母亲和我开始了一段我们永不能忘怀的对话，道出了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个秘密：“你还记得冀伯伯吗？不太高，胖胖的，头发几乎全白，我们住在南长街时他常来看你的。”

　　“记得，记得。”我此时睁大了眼睛，兴致勃勃地坐了起来，“当然记得，不高，胖胖的，说话声音有点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