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邓小平撤职的前奏

　　晚年的毛泽东花大量时间于他所喜爱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1975年7月23日动眼部手术之前，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从1975年5月29日起，北大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来给他读古典小说，并且与他一起讨论。芦荻在8月14日记下了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

　　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但在8月21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他试图使事态得到控制。他说，评《水浒》“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打算，他要让辩论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进行。毛已经在担心邓小平会像周恩来一样热衷于解放对“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干部。直接谈论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可能会如何对待毛的遗产在当时还过于敏感，“四人帮”便采取间接手段，讨论赫鲁晓夫如何抹黑斯大林。批邓的人警告说，他最终可能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

　　江青一直在寻找既能讨好毛泽东又能批邓的机会，她抓住了毛泽东评《水浒》所提供的机会。从8月23日到9月5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诫读者《水浒》中的义军领袖宋江是一个反面教材。江青也开始更嚣张地指责邓小平等人从事的整顿工作。9月15日，她利用一次大型会议（“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恶毒攻击。她借《水浒》指桑骂槐，指责一些高级干部想架空毛主席。

　　然而，毛泽东在1974年秋天以后想实现安定团结，一直对江青加以限制，他觉得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胡闹，话说得太过火，没有允许它发表。他还让江青以后少说话。很多高级干部猜测毛对不断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继续为老干部平反已经有所不满，但“评《水浒》”的运动当时还是平息了下来。

　　关于清华大学的冲突

　　1975年7月23日动过眼部手术后，毛泽东开始阅读以前无法阅读的文件。他越看越觉得邓小平走得太快，已经超出了恢复安定团结的范围。10月份毛泽东开始关注清华大学，他早在1969年就把“六厂两校”——两校是指清华和北大——树为全国的样板，因此心里一直想着该校。“文革”早期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人在1975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邓小平的批评，毛一直忍着没有发作。但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事情上走得太远了。

　　邓小平这一代政治领袖中没有人上过大学，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和他那个时代另一些聪明的共产党人，本能地愿意与知识分子相处，深信他们的帮助对现代化事业至关重要。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整顿使他对维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1975年末开始尝试把整顿工作推向清华大学，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那里有着特殊的关心。

　　1975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文革”初期作为“工人宣传队”成员来到清华的造反派。迟群原是军人，当过8341部队的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在1968年被汪东兴派到清华大学。这个铁杆的造反派后来当上了大学党委书记。他在清华的战友谢静宜从1958到1968年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毛一直用通常称呼晚辈的方式叫她“小谢”。“小谢”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和谢静宜虽然有激进派的支持，但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视为难以忍受的意识形态狂。

　　邓小平在1975年8月扩大整顿范围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到了希望。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的部下，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下，他于8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毒化校园气氛。刘冰在信中说，迟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见外人，工作不负责任；他经常酗酒，发脾气，辱骂别人，有时还大发雷霆，往桌子上摔杯子，男女关系上也很不检点。刘冰向胡耀邦请教有什么适当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给毛泽东，胡耀邦建议他先把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既没有答复刘冰，也没对邓小平说什么。可是迟群知道了这封信，他立刻召开党委会，批判“清华的党委内部支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即刘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后刘冰又写了一封信，把矛头也指向谢静宜。他说，身为党委书记的迟群在谢静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内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指示（周荣鑫宣布学生不必再用1/3的时间从事劳动，要减少低学历的工农学生的数量，把重点放在培养科技专家上）。李鑫等人劝邓小平不要转交刘冰的第二封信，因为毛泽东对两间样板学校十分敏感，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还是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10月19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小平。毛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问，刘冰为何不把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10月2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传达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传达给了清华大学党委。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纲”。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是对的——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著作中偶尔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远新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疑心日益增长，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员“两位小姐”（唐闻生和毛的远亲王海容）的怀疑也有增无减。她们正在变得过于亲近邓小平。毛说，她们就像“沉船上的耗子”。

　　由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唐闻生发挥过关键作用，因此当朱丽·尼克松和大卫·艾森豪威尔在1976年元月1日至2日访华时，毛泽东仍让唐闻生担任翻译。但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给毛泽东做翻译。几周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依靠另一个联络员——他的侄子毛远新。

　　毛远新热衷于执行毛的指示。他在前往新疆（他父亲成为烈士的地方）参加1975年9月30日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的途中，于9月27日在毛泽东的北京住所暂住。像往常一样，他向伯父详细汇报了东北的情况。他说那里有两派意见，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七分失败。他说，否定“文革”的声音甚至比1972年林彪死后周总理批极“左”的调门更高。

　　参加了新疆的庆典后，毛远新回东北花一周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便到北京当上了伯父的专职联络员。毛远新对伯父心存敬畏，与之有相同的激进观点。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干部和毛泽东的侄子，他的联络员角色要比“两位小姐”权威得多。在毛泽东部署开展的批邓运动时，他也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一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后来说，是毛远新使毛泽东对邓小平起了疑心。不过，其实毛泽东在毛远新到来之前就已经对邓小平起了疑心。还有一些干部确信，毛远新在传达毛的指示时塞进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

　　不论是否如邓的拥护者所说，是毛远新将毛邓之间的问题升级，毛远新确实持激进观点。1974年底他在辽宁时就与迟群有过一段合作，两人一起推广“朝阳经验”，目的是向学校提供适合培养农村干部需要的教材，以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毛远新本人也同意迟群认为思想教育在清华大学很重要的观点；他像迟群一样，反对刘冰、邓小平和周荣鑫重视学术质量的新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