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色垃圾箱、厨余垃圾专用桶、垃圾分类指导志愿者……连续两年，市政府把垃圾分类作为实事项目，上海的试点小区从100个增加到2130个小区。但是，从整个上海来看，这条路还很漫长。甚至在一些试点小区，开头搞得轰轰烈烈，时间一长也不尽如人意。

　　不加快垃圾分类，就无法走出“垃圾围城”。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就此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垃圾分类为何难以坚持、推动不了？要真正做到垃圾分类和减量，必须找到科学的利益机制，这需要社会各界贡献智慧，出谋划策。

　　意识有了  习惯还未养成

　　市政协委员袁雯说，“垃圾围城”现象困扰着全国2/3以上的大中城市。尽管人均生活垃圾减量目标写入上海“十二五”规划，垃圾处理量减少率和无害化处理率作为约束性指标写入城市规划指标体系，但上海垃圾处置能力仍滞后于城市发展步伐，主要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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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回收网络覆盖率不高，覆盖人口不足400万，不足全市20%；

　　■ 资源回收能力不强，目前上海生活垃圾资源化回收率不足20%；垃圾处置方式仍以填埋为主。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本报报道了台北案例馆的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的经验。2011年，上海推出“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活动。

　　但是，在许多小区的垃圾箱里，纸盒、塑料瓶、旧衣服和果皮、剩饭、鱼骨头混在一起的情况仍比比皆是。来自基层的市人大代表吴美娟认为，现在市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有了，但习惯还没有养成。她在居民区进行过调查，大家都说“知道的，分得多有‘小苹果’，还可以领到香皂”，但是，真正自觉行动的不多。而且，垃圾分类目前没有法规来约束，有人说：我不分又怎么样？即便今后垃圾收费，他们说：我不出钱又怎么样？

　　市人大代表吴敏调查发现,垃圾分类在推进中存在一系列问题：部分居民特别是外来租住人员垃圾分类意识较差，对志愿者的劝导不予理睬，仍然依照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投放垃圾，这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参与率带来难度；志愿者工作强度高，队伍稳定性不够；用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资金不足，分给每户居民的垃圾袋、垃圾分类疏导员和工作人员津贴，都是不小的经费开支。

　　利益引导 促进垃圾分类

　　要真正做到垃圾分类和减量，必须全民参与。全民行为一定是利益行为。比如台北的垃圾分类是通过高价塑料垃圾袋的机制，这种生活垃圾的塑料袋，价格奇高。只有用这种垃圾袋装的垃圾，垃圾车才收，居民为了节省买垃圾袋的钱，就不会无限制地产生生活垃圾，这样多年下来，逐步形成习惯。

　　袁雯委员建议政府借鉴这种经验，酝酿出台《上海市垃圾费随袋征收办法》。但是，在上海这样做行得通吗？且不要说高价市民能不能接受，专用垃圾袋一推出，各种假冒的塑料袋可能就会出现了。还有，如果有的居民不用专用垃圾袋，用普通的垃圾袋装了，扔在小区里，环卫部门收不收？袁雯表示，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对违规丢弃垃圾、偷扔垃圾的行为严厉惩处，并记入诚信档案；同时建立环保绿色信誉账户，激励守法和举报行为。

　　袁雯委员还提出，要逐步完善利益引导机制。目前上海旧灯管、旧家电、旧衣服类回收企业都“吃不饱”，而每年近1500吨废灯管被随意丢弃。缺乏利益引导机制是导致此类现象的主要原因。建议构建有偿回收和付费回收相结合的利益引导机制，对可回收固体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有偿回收，对厨余垃圾和室内干垃圾进行付费回收。

　　吴美娟代表也提出，要健全废旧物品回收网络。在一些工薪阶层和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居民将玻璃、塑料瓶、废纸等都作为废品卖掉，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小小的收入。如果回收网络健全了，这些“干垃圾”能够很方便地回收，垃圾自然就大大减少了。

　　垃圾分类和减量事关每个市民的生活环境，事关我们这座城市的未来。今后五年，上海在这方面要加大力度。我们期待着全社会的参加，寻找可操作的办法；我们期待着法规的制定和健全，使每一包垃圾“扔”得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