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洋建筑师迷信”

　　7月24日，838米的世界最高楼“天空城市”因未批先建被叫停，此时距开工仅4天。随之言者蜂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位谈及这栋楼的设计师阿德里安·史密斯，他是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设计者，在中国已有上海金茂大厦、南京紫峰大厦等多个项目。

　　又是外国设计师。回顾一下30多年来我们的一线城市中，被当作“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几乎清一色由外国人领衔。2004年普里兹克建筑奖获得者扎哈·哈迪德说，中国是“一张可供创新的神奇空白画布”；美国SOM的建筑师安东尼·费尔德曼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别的国家脑筋清楚的人不可能会盖的东西”。 

　　不可否认，外国设计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理念、技术、材料和施工方法，使我们与世界的距离瞬间消失。金茂大厦主要设计者SOM的阿德里安·史密斯谈到金茂的设计构思说：“我在研究中国建筑风格的时候，注意到了造型美观的中国塔……金茂大厦不宜简单地被划为现代派或后现代派，它吸收了中国建筑风格的文脉。”

　　迎合决策者很“要紧”

　　可是，我们在热忱欢迎国际设计大师的同时，也进来了更多的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设计师，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可能正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但到了中国就成了代表一流和国际水平的“设计艺术家”。他们水平可能不高，但投业主所好的能力却很高，他们知道决策者们对形式的偏好高于一切，便自觉地去迎合。

　　问题来了，这些外国设计师无意去研究中国文化，于是他们设计的作品往往简单粗暴地闯入我们的视线。比如，在一个建筑密集的老城区，突然冒出“一滴水”、“水晶灯”样的客运中心是否合适？据业内一位资深专家说，2002年落成的上海外滩中心是波特曼事务所的作品，这座建筑的顶部应用了上海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流行的非建筑语言，使它看上去就像是赌场。

　　平心而论，库哈斯的央视大楼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耗资巨大、挑战重力，在北京这样一个多地震的地方，严重威胁人们的心理堤防。荷兰德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楚尼斯指出：“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所有这些倾向都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找到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师的试验场。

　　为何恰恰选了我们？

　　上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的勃兴，日本建筑也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外国设计师纷纷涌入，但是那次浪潮也洗礼并培育了一代日本本土建筑师，他们努力寻求日本文化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在一起。如今的日本建筑师已在国际建筑界占有重要地位，自1987年丹下健三获得普利兹克奖以来，现已有6位日本建筑师5次获得此项世界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眼下的中国设计师群体，既无领袖，也鲜有坚持者如王澍，有的只是膜拜和顺从。要明白即使外国顶级建筑师也不是万能的，擅长考虑建筑单体的设计师，我们却聘请他们做大范围的城市规划肯定弄砸。

　　弗兰克·盖瑞在设计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前，做过无数次的模型实验；巴黎蓬皮杜中心的模型试验试图让建筑外墙随意收放，结果显示技术指标不经济、不合理而作罢。城市设计不是物理实验，可是扎哈·哈迪德却毫不隐讳地说，西方设计师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国有可能进行试验，在其他地方是没可能的。

　　在中国，瞻前顾后、亲民近民的建筑真不多，一味“放纵”外国设计师肆意而为，人走其下怎能不卑微而渺小？遑论其他。

　　7月底，一则长沙“世界第一高楼停工”的新闻在圈内引起的反响却很大：这敲响了城市艺术沦为金钱、权力的“图腾”的警钟。可是，大家普遍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作品又是西洋建筑师在中国收获的“金矿”。8月3日，高度将达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完成封顶，高楼迭起、洋建筑师满意的又一“力作”建成在望，此时我们也该意识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