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慕尔堂：圣光照耀着的这个空间

　　孙科别墅之后，或几乎同一时刻，邬达克作了慕尔堂（今叫沐恩堂）的设计，一个与焉息堂的罗马风意味截然不同的教堂，教徒也迥然不同，前者信奉的是天主教，后者则是基督教，它是六大教派中的一派：卫斯理教派，那教堂庄严而绚丽地坐落在西藏中路与汉口路的街角之处。因了这设计是教堂的缘故，对邬达克来说，它便具有超越寻常俗世建筑的意义。这不是我个人的推断，也不是后来历史的假设，在邬达克写于1941年的自传中可以得到佐证，“我父系的先祖是拜斯特尔采巴尼亚西南部切斯赫尼和奥尔索米克辛也的磨坊主和农场主。我母系的先祖则是路德派牧师”。

　　有种说法，当慕尔堂于1929年8月开始设计，又于1931年3月彻底完工，这之间，建筑设计的费用有关方面似乎拖欠严重，为此，邬达克同样求助了孙科先生。历史记载了孙科的援手，邬达克的感恩回报，将他设计并想用来自己居住的哥伦比亚路63号别墅以最低价转让给了孙科。1931年3月，当邬达克设计的慕尔堂耸立在上海天空下时，又有谁能够测量出邬达克对宗教的那番情感深度？

　　多少年后，当我在海通证券大楼28楼匈牙利领事馆向文化领事李雅娟女士作一个求证时，她如此回答了我的询问，“早年的邬达克，与匈牙利国民一样，将宗教当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他离开上海前往梵蒂冈参与圣彼得墓的挖掘工作时，才真正地领悟了上帝与亡灵之间的关系。”这个说法或许最为接近邬达克的内心，我们据此可以将之前与之后邬达克对教堂的设计，都看作是他走向终极真理的一个过程。

　　光非常奇异地在眼前焕发着。光从高耸的塔楼上焕发，光从塔楼的精工细作的花窗中透现，光投射在教堂的立面，勾勒着空间与空间的衔接处，光如此清晰地呈现着教堂大门，一切细节纤毫毕现，其中，十字架下的那行字：真理使尔自由。光让这幢邬达克最为倾心设计的建筑增添了多少奇幻色彩，而在教堂内部，1931年之后，无以计数的爱心活动一一地举行，光温暖地笼罩着一切。问题是邬达克站在所有被大爱与小爱感动的男女身边了吗？他感觉到光的波动，并让时光由过去向未来一路地过渡而去了吗？

　　慕尔堂坐东朝西，为美国学院式哥特建筑，正中为大堂，三跨空间，其中中央跨度特大，三面围有挑台，共设1000个座位，其中正厅560人，楼座380人，唱诗班处60人。西南角有塔楼一座，外立面全为深褐色面砖，墙角和窗框镶嵌隅石，显得古朴和神秘。1936年，有位美国教徒捐款，在塔楼顶部安装了一个5米高的霓虹灯十字架，底座装了马达，夜晚，那十字架向四个方向缓缓转动，与星光交相辉映，煞是好看。1932年淞沪战争期间，牺牲在中国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的葬礼，便是在慕尔堂中举行。当天，上海各界下半旗志哀，整座教堂被围得水泄不通，最后竟然还有一千多位来宾没能进入教堂。各界人士所送的花圈用了四十多辆卡车才全部装下，其中也包括了蒋介石先生、宋美龄女士献的花圈。

　　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期间，慕尔堂收留各界难民千余人，还组织难民学擦皮鞋、理发等用来谋生自救。1935年美国教会援华会总部设在慕尔堂，将大批物资转分到全国各教会团体，慕尔堂也接受其中一批救济物资，分发给在上海的贫困教徒。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慕尔堂被日军占领，骄横的日本人将这里当作了他们的宪兵司令部，基于大和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不屑一顾，日本军人竟然将慕尔堂的大堂改作马厩，庄严的祷告之处，时时可闻日本军人和日本战马放肆的声息。1958年，邬达克设计的慕尔堂改名为沐恩堂，意思“沐浴在主的光芒”中；又是多少年后，沐恩堂启动了修复工程，其中的一个修复便是塔楼顶部的那个霓虹灯十字架。

　　有一点毫无疑问，在1933年出版的一本上海名人录中，收进了上海建筑师六人，其中，外国建筑设计师两人，那就是公和洋行的威尔逊与邬达克打样行的邬达克。邬达克成为上海建筑设计师中的翘楚，这完全缘于他的一系列精彩至极的设计，这其中，便有慕尔堂，这个壮丽而辉煌、光明而绚丽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