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智库的责任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 

　　中国在智库建设上是后来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谋士、用智囊的传统，但是古代的幕僚是单向服务，没有社会公共属性。在现代智库发展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与传统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像英国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是1920年成立的，有90多年的历史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政府研究所是1916年成立的。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在全球智库分布中排第二名，有429个智库，而美国拥有1823个智库，是中国的四倍。在前50个顶级智库中，中国只有三家。在报告中提到的最具创新性政策建议、最佳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最佳利用多媒体技术、最佳对外关系与公众参与等项目的全球排名中，则没有中国智库。

　　当然，这份报告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情况。中国智库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思潮的引领已经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国际评估难免受到语言和渠道的限制。但中国智库在国际化上确实有提高的空间。 

　　现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处在较快发展的过程中，外交课题多，政策需求大。而且我们是在一个成熟的国际环境中成长，可以学习和汲取的知识及经验很丰富。应该说，现在是中国智库成长的难得机会。 

　　关于如何加强智库与决策的关系，我想到这么几点： 

　　一是智库要与决策机构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学者研究国际课题，不能脱离时代主题，不能脱离政策需求的轨道。 

　　宾州大学的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博士（他牵头做了《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来北京时，我向他请教智库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中国智库建设还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如何能更好地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和培养优秀人才，都是需要不断摸索和提高的。有人要问，智库如何才能知道有什么决策需求？确实，这是一种供求关系，牵动供应的是需求，决策部门需要向智库提供需求提示，并且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联系群众。党的18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中国智库的发展对于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目标至关重要。 

　　智库需要有政策服务意识。智库的独立思考要具有建设性，包括批评，目的是为了使决策更加准确。智库不可能总是唱赞歌，看得到问题才能提出改进的建议。但是目的性很重要，因此智库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更多的冷静思考和平衡观点。 

　　二是中国智库要聚焦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初登世界舞台的国家来说，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问题非常多。 

　　例如，如何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时代方位？中国的自我认知是地区大国并且将发展成世界级大国，谈世界排位的时候中国应更多考虑人均收入和自身面临的发展挑战。而国际上普遍以世界大国看待和期待中国。我们的智库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国内外都能接受的观点，至少要推动在国内形成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相应的大国战略和大国外交理论。 

　　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加州会晤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将重点落实两国领导人会晤共识。“新型大国关系”指的是中国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要与美国这个传统的超强国家之间确保以和平交往、对话合作为关系主导面，即便竞争也是非对抗性的。能否成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涉及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的方向，这将是个长期和艰难的磨合过程。美国有霸权的惯性，调整会有难度；中国缺乏做影响国际事务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学习需要时间。在这方面智库可以先行一步。 

　　三是智库要坚持自己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提高向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最近出国访问或与来访的外国人士交谈，我感觉到外界一方面对中国有信息饥渴，希望多听到中国的声音，尤其关注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动向；另外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偏见和误导性资讯很多。这当然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也有中国如何更多更好提供国际信息的问题，中国需要增强塑造自身形象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智库确实可以多做多说。 

　　例如在中国国际责任问题上，外界有很多议论和期待。但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有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原则，不赞成干涉内政。而传统的大国对此往往缺乏了解，也不认同，甚至认为中国在承担责任上“挑肥拣瘦”。中国智库可以多向外界介绍中国的行为模式和原则。增进国际了解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国际责任，而促进国际了解的过程也有利于中国智库树立自己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目前中国智库在世界上的声音还是比较稚嫩的，实力和人才都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对智库要多几分宽容，对智库的思想产品要给予尊重和价值上的认可。产品有价，思想产品价更高。当然智库不可能走商业化的道路，智库里面有好书万册，却不可能有银山万座。

　　做智库是寂寞的，若非心静如水，恐怕很难深做学问。《读书》2013年第五期刊登了王英的文章“一个人的阁楼”，写的是叶嘉莹。这是位在加拿大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现在80多岁了，退休后仍然在大学图书馆里的一个小工作室里潜心研究古典诗歌。文中讲到，在当今商业气息主导的年代，能保持清净之心钻研，实属难得。老人之所以有如此心态，也是经历了许多、看淡了许多的缘故。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何以中国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为基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独树一帜，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建立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需要相当的耐心、耐性和耐力。我们中国的智库，尤其大学智库，一定不能浮躁，不能人云亦云。可能也需要拿出一些时间在“一个人的阁楼里”好好研究一些理论和历史，积淀知识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再去外面跑一跑，汲取资讯，了解政策和决策需求。 

　　我真心期待，也相信，中国的智库能有大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不仅已经跻身于世界之林，而且长成了林中的大树，这里必然有中国智库的一片新天地。 

　　摘自《世界知识》201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