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常任作曲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教师的刘敦南，30年前赴美深造后，一直在创作和研究领域展开音乐活动。他自成一家建立的“有调性的十二音聚集”创作体系，结合了对追求雅俗共赏的音乐美学和现代作曲技巧的思考与运用，由此诞生的作品受到了音乐界人士的很高评价。“这台音乐会的作品中，《山林》虽然曾经获了奖，目前也经常在演出，却是运用传统的作曲手法创作的；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两部组曲，是运用我的创作体系理念完成的。”他深有感触地说，“创作技法只是表现的手段，音乐个性离不开作曲家的生活土壤，写出的作品来自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真实内心，而不是刻意追求技巧的创新，才会受到欢迎。”

　　当然，刘敦南虽然认为音乐的创新首先要确立“为谁而写”的创作思路，但是，“在这个文化多元并存的时代，也应该百花齐放。”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第二组曲，把他对“梁祝”传说的理解，融入了在音乐内容和音乐形式创新基础上的独特诠释，譬如增设“叙述者”来加强情节内容的串联贯通，用充满交响性的旋律织体来加强戏剧性格对比，“在这个交响音乐故事的结尾，我坚持不‘化蝶’。因为经过考证，发生于魏晋时期的这个故事，本就是一个悲剧，被加上‘化蝶’的结尾，是传统戏剧美学的习惯性大团圆美好想象，与全剧的风格不相符，而且，音乐故事的悲剧结尾更有力量，对听众更有感染力。我构思的悲剧结尾，只是向听众传递我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和音乐美学的追求。”

　　资深记者 杨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