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船坚炮利，又想不改变自身腐朽的制度，注定了晚清这场救亡图存的改革只能是镜花水月。
“留学教父”容闳
1863年秋天，一个身穿洋装的年轻人走进了曾国藩的安庆大营。与其他前来“三千里外欲封侯”谋求一官半职的幕僚不同，这个人却有一个“大计划”（此人日记中原话）。八年后，他的“大计划”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他的名字叫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是中国第一个有记录的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也许容闳的名字不为人熟知，但他却是近代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容闳不仅是美国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人，日后更是一手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的留美学生项目，可谓真正意义上的留学教父。作为耶鲁大学的第—个中国留学生，容闳懂希腊文、拉丁文，修过数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各类课程，两次夺得校内英文论文的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
更让这个“教父”名副其实的，还有他在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写下的这段话：“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本可以“彻底归化……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友人Twichell 1878年语），但他却放弃了原本可以很舒适的生活，走上了一条格外艰辛的路。因此，他从耶鲁毕业后等待了足足十七年。而当一切尘埃落定，他却不得不远赴美国避难，最后客死他乡。
抱着“为中国谋福利”的雄心壮志，容闳走进了曾国藩的安庆大营，希望能促成更多学生到美国留学，可是老天却跟他开了个玩笑。曾国藩只给他安排了一个到国外购置机器的差事。此时的曾国藩，认为制船造炮是“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容闳虽然才华横溢罕逢对手，但是碰到这位后来被誉为“挽狂澜于既倒”的“中兴第一名臣”，也只能依了他的安排。
七年后，并没有放弃原先想法的容闳通过江南制造局首任总办丁日昌再次向曾国藩进言，提议安排学生赴美留学。此时的曾国藩，正为安庆军工厂和江南制造局的人才短缺头疼不已，而那一年刚刚发生的天津教案更让他意识到船坚炮利只是虚有其表，而想要真的成为世界强国就一定要有人才。于是在1871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联名，向朝廷奏请“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一个多月后，朝廷批复“依议，钦此”，通往美国留学的大门，正式打开。
留学大门正式打开
1872年，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搭上了从上海前往旧金山的轮船，在那里，他们又坐上了火车，沿着刚刚建成三年的横穿美国的铁路，直达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容闳年轻时曾在那里待了好几年，熟人比较多，照应起来比较方便。此后的数年里，另外三批留美幼童也纷纷抵达，共计120名幼童。
这些孩子们学得很快。按照李鸿章的想法（曾国藩已于1872年去世），他们应该只是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对于西方技术，李鸿章向来持开明态度。1864年，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写道：“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一语道破腐儒们的天朝心态。
那个时候的士人也有自己的一番道理。咸丰、同治年间士大夫阶层普遍崇敬的理学大师倭仁上了奏折，称“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言下之意，西学只是“一艺之末”，是智巧；想要强国，要靠气节，靠民族精神，靠孔孟之道。光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没有民族精神，是不可能强国的。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无论是在百年前的清廷，还是愈渐现代化的当下，始终是国人挥之不去的疑惑。
慈禧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顾虑。她一道谕令摆平了倭仁，同意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构想。在美国的孩子们得以有机会放开手脚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出洋学生的调回
在美国，这些平均年龄12岁的幼童被分配到当地居民的家里，而这个决定很快就让朝廷的高官老爷们后悔莫及。这群孩子在美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熏陶下，西化得很快。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盘起了辫子，和美国同学一起打球，和马克·吐温的女儿一起跳舞。有人成为耶鲁赛艇队的舵手，也有人成为自己所在高中的棒球明星。八个中国学生还组建了他们自己的棒球队——东方人棒球队(Orientals)。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也是东方人棒球队的一员。
容闳评价道：“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一不做，二不休，其中有两个孩子谭耀勋和容揆，干脆剪了辫子入了基督教。清朝当即勒令这两个学生中止学业提前回国，没想到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两个孩子直接从回旧金山的火车上逃走了。不久，他们宣布与清廷脱离关系，后来在美国娶妻生子。
容揆在日后给子女的家书中写道：“他们（清廷）大概觉得理应像在中国对待任何一个孩子那样对待我们，那里的孩子会毫无怨言地忍受。但是，一个人一旦品尝到自由的滋味，他自然希望享受自由的空气。一只生下来就被囚禁的鸟感觉不到森林的气味，可一旦让他舒展飞翔的翅膀，这时，再豪华的禁闭空间也不能遏制他希望飞到即便是暴风骤雨的自由天空的愿望”（作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