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才上佳的阿里巴巴集团与淘宝创始人马云发表让人惊艳的言论，称自己不关心“双十一”的成绩，而希望借助电商模式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双十一无论做到300亿还是350亿，我就是想让房地产商感到震撼，让他们知道，不能再继续做这样的（房地产）投资，而是将注意力放在新的趋势上面。”

　　房奴或者正争取做房奴的人们，容易受到马云这番豪言壮语的感染，他的只言片语似乎呈现出一位企业家的公共关怀，很能代表普通民众的立场。不难理解，上述主张或会起到“振奋人心”的效果，不排除有人开始想入非非，将房价下跌的希望，寄托在充满生机的电商产业。

　　然而，在专业人士看来，马云发表的这番言论，并非简单的情绪动员，其结论符合一定的经济学逻辑，即随着电商的发展，商业地产需求下降从而带来房价的下跌。可惜多数人并没能理解这层意思，这不仅是因为知识结构的缺陷，马云过去留给民众的印象，除了作为一位出色的商人，其魅力还在于他的“导师”气场。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各种励志的桥段，青年人视其为榜样，在此基础上，当他表达对房产界的“成见”时，就意味着“导师”气质与批判精神合流，如果注意观察，你或许就可以发现，它们是当下中国互联网偶像生产的两个重要因素。

　　马云的这番言论受到多位知名地产商的批评，可惜的是，即便批评者有理有据，粉丝甚众，仍然难以占得上风。这一局面涉及另一个因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民间对高房价痛恨不已。

　　任何对低房价愿望的无视甚至无情鄙视，都意味着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尽管高房价由多种因素导致，但在舆论场，房产界一向被视为暴利行业，房产商更是被视为典型的中国式资本家。

　　在公共治理领域，也经常可以看到房价情结导致的批评倾向。那些通过卖地而扩充地方收入甚至收获政绩的执政者，或者一手经营城市，力推造城运动的领导人，往往受到质疑。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近来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对他褒贬不一，但批评部分则主要集中在他的“造城”。无独有偶，就在马云发出通过发展电商来抑制高房价的主张后，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提到，不少腐败落马官员的绰号都显示与“建设”的关系，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称为“李拆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被称为“扒市长”——“‘建设腐败’成权力寻租重灾区”。

　　这些绰号让人想起封建时代的地主形象，它们是高房价时代对腐败官员的特殊赐予。与之相对，马云描述的电商前景则让人向往，它之所以让民众兴奋，显然不在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在于它提供了这样一种想象：电商兴旺，房价下跌，泡沫破裂，只剩下空空如也的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