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村原有一个小会计，当兵去了，他们就通过大队找我，要我帮着接活，把西村会计一道兼下来。

　　我说：“东村会计都做不赢，再到西村管一套账，怎么弄得过来。”西村队长老季就说：“我们村小，好弄的。”我说：“村子再小，账目也是全套的，一样烦难。”大队干部就在一旁做工作，说：“乡下读书人少，你就帮一把吧阿彭，这事跟你们老队长也商量了，他也支持的。”

　　老队长也支持，我还有什么话说。于是我同时当了两个生产队的会计，这事四乡八村没有过。

　　西村会计室在河西，隔壁是一间茅草屋。我走过石桥去理账时，常见茅草屋门口坐着个婆婆，不是结线衫，就是纳鞋底，摸摸索索的，阳光下一头银丝。走进一看，才知是个盲婆婆。队里放工或坐烟时，会有个汉子在茅屋进进出出，很黑瘦，还戴个眼镜，这在乡下不多见。他那副眼镜还是黑框的，把一张脸衬得更黑；不过再黑，读书人模样还在。他口口声声叫盲婆婆“姆妈”，可见是母子。

　　有次大队部开会，我问老季：“西村那眼镜是谁？”老季说：“下放干部杜汉卿。”我说：“你们有私心，放着下放干部不用，叫我当你们会计！”老季压低嗓音说：“你不晓得，杜汉卿有情况。”我问：“什么情况？”老季看看四周，说：“以后再跟你说。”

　　我常利用雨天去西村理账。雨天不出工，是“乡下礼拜天”。在这样的天气里，常能看到杜汉卿在门前河里“搞副业”。他有时在浅水的草丛里摸鱼，弯腰弓背的；有时在深水处用脚尖探蟹洞，昂着头憋气。不论深水浅水，他那副眼镜片子总在河面上闪啊闪的，有些滑稽。每逢这时，我就在石桥上大声叫：“杜汉卿！”他也大声回：“阿彭来了！”声音沿着河面，传出老远。

　　这眼镜，想不到摸鱼还行：我算账时，常见他背了鱼篓回来，大鱼小鱼倒在脚桶里，鱼尾拍打桶底，满耳的啪啪声，真是好听。盲婆婆这时就会迎出来，扶着门框大声说：“姜汤在灶上，快吃，驱寒要紧！”声音里有无限欣喜，跟鱼跳声一样明亮。

　　那天摸鱼回来，杜汉卿挑了两条筷子长的鲫鱼，送进会计室，说：“这两条鱼你带回去，夜饭好坏有个荤腥。”我说：“你不知道吗，我三餐都在小学里搭伙，从来不开伙仓的。还是给老妈妈吃吧。”他也不坚持，笑笑。我拖个凳子请他坐，想跟他聊聊，把他那个“情况”聊出来。

　　可杜汉卿没坐，说有个老娘，又是瞎眼，不能脱人，还是你来我家坐坐吧。我说好，理完账就去了隔壁。他家很小，竹簾一隔，就算是两间，里间睡人，外间吃饭；那竹簾上，贴满毛主席像和样板戏海报，红彤彤的，比别人家更红。

　　我问杜汉卿：“听口音你不是这里人吧？”杜汉卿“嗯”了一声。我问：“那你以前在哪里？”他说：“在中学教书。”我说：“是学校派你下来的？”他说：“不，我犯了错误。”我怔了一下，还想问；又一想，再问下去好吗？如果是政治错误，无论历史还是现行，都还说得出口；如果是经济错误，无非钱物，也能说；可万一是生活方面的错误，涉及男女之事，他说得出口吗？我舌头一紧，遂向别处问：“你还领工资吗？”杜汉卿说：“没有了，跟大家一样挣工分。”我说：“怎么会呢？下放干部工资照领啊。”他苦笑一下，没回答。

　　当晚遇到老季，我就问起杜汉卿的身份，老季说：“他其实不是下放干部。”我说：“那你们怎么叫他下放干部呢？”老季说：“一个教书先生，工作没了，收入没了，拖着个瞎眼老娘到乡下来，还有比他更倒霉的吗？班子讨论，要是不给他个名头，有些人就会把他当成‘黑五类’，日斗夜斗，斗死也有份。”我哦了声，说：“这些天接触下来，我觉得杜汉卿蛮老实。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啊？”老季狡黠地一笑，说，以后你就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