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论语》智慧，探讨现代社会问题，诸如博爱、平等、自由、民主等，是一种有趣的思想实验。实验不同于实践。实践验证真理，是对是错，不容置疑；实验测试假说，或对或错，皆有意义。专栏之文，无“述圣”之心，有试错之意，故名《孔门思想实验》。

　　—— 题记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之爱，不是爱，是恕。

　　爱一个人易，抽象地爱“人类”亦不难，难的是爱天下众人。不信，到火车站候车大厅看看或挤一下高峰时段地铁，那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的景象，常会让人有“不能也，亦不愿也”之叹！

　　人间之爱，必有亲疏、远近、深浅，也必有不爱、厌恶、憎恨。

　　爱，虽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却不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石。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10》）孔子将“爱”归于“惑”，自有其深意。有个成语，叫“爱恨情仇”，也许可以道出其中缘由——有爱必有恨，情亦会生仇。恨仇之间，乱必生焉。

　　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不是爱，而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言之，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也不是爱，而应是恕。就像任何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基于人性之善，而要基于人性之恶一样，一个社会的规范也不应高挂于“爱”，而该筑基于“恕”。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人人要有“奉献自己”的精神，过于理想；而一个以“恕”为基础的社会，大家恪守“不伤害他人”的准则，更为现实。

　　恕的重要，还在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原则，也正在此处，孔子学说凸显出独特的思想价值。

　　解析一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发现：恕是“己”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以“不欲”的共同感受为相互制约，并通过“勿施”来实现。

　　这里，“勿施”是达到“恕”的关键。如果说“施”是“做”什么，那么，“勿施”就是“不做”什么。据此，可以推导出“恕”的三原则：

　　1)人与人之间关系，不仅取决于“施”，更取决于“勿施”。

　　2)人之“不欲”，或难有一致，但于“勿施”，可有共识。

　　3)恕的力量就在于主动地“勿施”。

　　这三原则揭示出“恕”的深刻含义和内在逻辑，又颇具实践意义，值得逐一详述。

　　原则一：人与人之间关系，不仅取决于“施”，更取决于“勿施”。我们知道，人与人成为朋友，常常始于相互“做”了什么，比如，释放善意，提供帮助，但友情的维系，更多在于彼此间“不做”什么，比如，不诋毁、不欺骗、不背叛、不出卖。“做”什么，可以赢得友谊；而“不做”什么，才能使友谊长存。

　　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的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关键两条却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都是双方承诺“不做”什么，没有这两条，其他三条都是虚辞。

　　原则二：人之“不欲”，或难有一致，但于“勿施”，可有共识。不将己之“不欲”强加于人，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底线，不过，人之“不欲”，就像人之“所欲”一样，基于各自本性和不同经验，有时并不完全一样。你之“不欲”，未必就是他人之“不欲”；而他人之“所欲”，可能正是你之“不欲”。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常因“不欲”或“所欲”之不同而引发。

　　管控此类冲突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强求双方的“不欲”或“所欲”一致，而是在 “勿施”方面达成共识——就是双方确认哪些事情“不做”。冲突双方，如果在“勿施”方面能先达成一致，最终就有望解决分歧。反之，如果在“勿施”方面都难以取得共识，冲突的爆发终将无法避免。

　　原则三：恕的力量在于主动地“勿施”。 “勿施”，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积极的“不为”。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说君子有些事做，有些事不做。这里，“不做”什么，是一种有选择、有意向、有影响的主动行为。“勿施”并非不能“做”，而只是选择“不做”，既是一种克制，也是一种力量。

　　即使在对抗性的关系中——当有人想将自己的“不欲”强加于他人之时——“勿施”也可以成为一种抗衡力量，当然，前提是要让对方知道，你选择“不做”不意味你不能“做”。中国拥有核武器，却宣布“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可谓深得恕道之精髓。

　　恕的三原则，告诉我们如何处理相互关系、如何化解冲突、如何抗衡外部压力，是否可行，可以在实践中自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