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肖像

　　吴敬琏教授今年虚岁88岁，满头银丝中夹杂着些许黑发，精神矍铄。

　　上周日，吴敬琏教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名家讲堂谈中国改革，主题是“研究中国的真问题”，还准备了PPT。因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级人物的到来，不仅主会场提前满座，几个视频分会场都人气爆棚。高金的执行院长张春教授细心地端来椅子，然而吴老一直站着讲了近一小时。一席演讲，中国经济改革几十年的脉络纲举目张。结束后，台下聆听的学子们捧着吴老的著作《中国改革三部曲》，等候他的签名。

　　吴敬琏教授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他是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过往的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进程中，吴敬琏教授一直力主市场经济的改革，被称为“吴市场”。他是中国比较制度分析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也是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步。

　　经济增长模式向提高效率转型

　　吴敬琏教授开门见山说，这两年参加论坛他常讲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中间一句“研究基本问题”。经济学界的同仁们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家——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常常研究得不透。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原来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模糊了，又重新来过。“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如果能够继承原来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设，把新的现象加进来，我们就能够步步深入地来理解问题。”

　　吴敬琏教授表示， 就中国来说，贯穿着整个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是两个主要线索，一个是增长模式的转型，另一个是体制的变革。关于增长模式，他评论道，我们就现象提出了很多的口号。每一次口号提出以后都经过学习，可是没有把基本的认识留下来。“比如说，我们从1981年到2015年提过很多口号，都是对的，但是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他放出一张PPT，列出1981-2015年多种指导发展的口号。1981年提的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他回忆说，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所属部门和我们的一些咨询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末由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十大建设方针，比如降低重工业的投入、拯救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商业，还包括进行技改等内容。“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学还是跟海外隔绝的，所以效率这个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当时有的人说效益就是利润，有的人说利润不能表现效益。但是这个问题是抓准了的，其实就是效率问题。”然而这个方针因为没有讨论透，过了两年，有一位理论家、政治家出来说话，提出十大方针里面有一些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必须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十大方针以后就很少有人提了。

　　“靠投资来拉动经济，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到了1995年，国家计委提出，我们很多经济问题都是源于靠投资驱动的外延式增长。于是找了一个苏联口号，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吴老解释说，当时是这么一个故事，1959年开始，苏联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搞了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发现不对，经济增速下降。更麻烦的是另外两个差距反而扩大了，一个是技术差距，一个是生活水平差距。于是苏联经济学界讨论得出结论，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效率提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转向集约。

　　结构性改革让市场起决定作用

　　中国“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可惜，对粗放和集约的概念，没有讨论得非常清楚。他评论说，“九五计划”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改革跨了一大步。“十五计划”时全国都搞重型化，用大量的投资去办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增长模式往后退，后期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十一五”的时候有一次大讨论。他写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就是这次大讨论答辩的产物。

　　2007年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14年“引领新常态”，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吴老说，其实讲的都是一件事：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吴敬琏教授指出，中国过去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和海量投资。但是，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资本海量投资也难以为继，回报递减的同时，杠杆率过高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其实这个新的动力就是提高效率。”

　　他表示，中国所说的新常态有两个特点：增速下降、效率提高。真正要实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一定要有第二点，关键归结到效率问题。然后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吴敬琏教授认为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第二部分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为什么会提出从供给侧去找问题呢？根本原因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的，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力气不够，怎么办？一直以来靠增加需求应对。很多经济学家发表过意见，认为长期增长问题不能从需求方面去研究，要从供给方面因素去研究。中央确定了要从供给侧找问题、找对策。

　　“这个中间的环节，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怎么才能做到呢？他的回答无愧于“吴市场”的美名：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间的架构都是要改的，叫结构性改革。而“三去一降一补”是整个方针执行得好的结果。从需求侧去刺激的惯性还在，放水放得多钢铁煤炭价格就涨。用行政命令下指标，比如说钢铁今年降多少万吨，然后指标下到省，省下到县。他觉得这样的做法有相当的差距，当然在市场还不完善情况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是无论如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至少起基础性作用。体制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

　　吴老总结道：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基本问题上入手，一个是结构优化，纠正资源的误配，使效率提高；另一个就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的有序市场建立起来。市场有两个作用：一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纠正资源的误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二是建立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有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奖优惩劣、优胜劣汰，把结构变得更好，改善激励机制激励创新和创业。通过这样的办法，也许我们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会更加有效。

　　机器人代替人工问题值得关注

　　全球贫富差距扩大，是大家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

　　吴敬琏教授认为，近几年国际上民粹主义兴起，“黑天鹅”不断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是贫富差距悬殊。开始人们说问题出在华尔街，后来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货币超发。按照这种说法，自从货币和黄金脱钩以后，各国与地区政治家解决各种问题最方便使用的一个工具就是发钞，钞票的大量增加使得虚拟经济过分膨胀，有些人赚钱非常容易。后来更多的人认为，是由于对民间新技术革命没有能够果断采取应对措施，这就影响到了很多体力劳动者以及中低收入的中产人士，他们的劳动可以用机器代替了。以美国为例，中部的传统产业受冲击，包括中产白领的生活水平因此下降。

　　他说，后一个提法是我们今后要更加注意的问题，因为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的劳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机器代替人工造成的社会动荡延续到二十世纪后期才渐渐消除，所以需要认真去研究，由市场来慢慢解决这些问题。而在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认为正确的理解是让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实现共富，首先要把腐败和寻租的基础打掉。

　　城市化同时要走专业化道路

　　对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吴教授同样坚持要从政府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的看法。城市化一方面能够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带来交通拥堵、费用提高、污染增加等副作用，市场有自我调节功能。他举了底特律和纽约的例子。

　　他分析说，底特律的破产，是城市功能在调整过程中没有适应好。上世纪六十年代，汽车制造成为一种很普通的技术。如果把汽车厂设在底特律城里，成本太高。所以这些汽车厂逐渐搬出，搬到底特律附近的一些小城市去。人口减少了，当地政府选择的办法是改造成一个文化、展览中心，借了很多钱做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借贷太多，却没有回报。

　　其实，当时美国许多大城市都发生这个问题，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纽约。纽约原来也从事印刷和成衣制造，企业后来都移出去了，碰到了跟底特律同样的问题。但是纽约依靠大力发展金融业，最后迎刃而解。他认为，金融一定是在大城市发展的，跟金融密切相关的行业太多了。

　　上海的邻近城市也有抱怨，说因为城市太小，从西部地区引进的人才，来几个月就跑上海去了。吴教授说：“我们做了调查，最后人家告诉我们一条原因，我想是对的。由于同行的人数不够多，所以人才担心自己在这个地方待着，几年以后技术就完全落后了，所以得到上海去。这里悟出一点，如果城市产业配置的行业太多，同一个行业能够交流、激发出新思想的人才数量可能到不了临界点。”所以他给出的意见是，城市化同时要走专业化道路。

　　吴敬琏教授演讲结束前再次强调：“我希望做到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