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作家希沙姆·马塔尔的最新回忆录《回归》刚刚摘获今年的普利策奖。书名“回归”与其说是客观的描述，不如说是主观的期冀。8岁就随父母流亡的马塔尔终于回到了故国，那是2012年，他已41岁，离开家乡足足33年，登机前夕，他百感交集，恐惧这趟旅行会夺去他这么多年来炼就的“冷血”本领——独自一人冷冰冰地生活在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之外。

　　马塔尔从他敬佩的作家和艺术家身上看到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如布罗茨基，纳博科夫和康拉德，他们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治愈乡愁的方式是反复告诉自己：你留在身后的一切正在慢慢消散，你所珍视的都留存于你的记忆，而非现实；另一种选择则是永远不要离开家园，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马哈福兹都践行着这个信念，倘若离开，你和故国的血脉联系将被斩断，在你的漫漫余生，你不过是一截去头去尾的树干，坚硬却中空。

　　当我也开始飘荡在深爱的家乡之外，我越来越感到，对这两种选择的解释并非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不过是他们各自用来安抚自己选择的借口。前者告诫自己，家乡已失落，或家乡只是对自己生命中所流失部分的眷恋，他们试图掩盖自己害怕触碰思念这一无底深渊的事实；后者反复提醒自己扎根于这片土壤，不可离开，实则在为自己拒绝接受前者的诱惑而“正名”。

　　离乡，离国或是现代人生命中决绝的转向，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实在是太寻常的人生经验，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笔下的“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因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每个人都只能沿循一条人生的岔路，而那条“未选择的路”永远成为一种蛊惑，甚至以自己当前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为养分，肆意滋长，为了使自己安于现状，很多人选择重构记忆——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只有这样，才可强行要求自己不去吃，不去想。

　　两周前，一个中国同学带我去参加爱荷华城华人社区的烧烤派对，来的人多是已在此拖家带口，生活工作多年的华人移民。有位头发灰白的中年人听说我是上海来的，很兴奋地告诉我，他是交大毕业的，希望从我的口中得到几句钦慕和奉承。而后，我看着他和每个人寒暄的时候，目光里都流露出相似的热望，等待别人提起上海，提起在国内上大学，他好顺理成章地说：“我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这个情境让我想到离国前对支内工人子弟的访谈，有位随父母迁徙到安徽长大的网友告诉我，他们住的地方有家人早年从上海过来，那家的孩子生长于当地，却逢人就用一口夹生的沪语说“阿拉窝里是上海来的。”这就是另一个版本，如任由思念蔓生，自己会活成他人眼中的丑角，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里沉溺在上海情调的“台北人”，多少带有病态的滑稽。人生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大家对这个手势的期许更多是潇洒，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于是才读懂《圣经·创世纪》里罗得的妻子回头看一眼所多玛和蛾墨拉，就变成一根盐柱的章节，于是才明白为何古希腊神话里的俄尔普斯把爱人欧律狄克从冥界带走，却因回头看了一眼，欧律狄克就遭遇了第二次的死亡，消失在冥界的深处。“往前走，不回头”不过是对自己过往经历的叙事，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我们都需要反复宣扬对自己选择的无悔，才能继续信任那个做出选择的自己，也才能硬起胸膛义无反顾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