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种习惯了和平年代的人来说，“战争”总显得像是某种与日常生活极为不同的遥远存在。不过，对于那些长年身处纷争不断的环境中的人们来说，战争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活本身就是战争的延续，两者交织在一起，看不到尽头。略微与之相似的体验或许是那种“亚健康”状态：既不算健康，也谈不上生病，但让你有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也看不到摆脱它的可能，最终只能以一种听天由命、谈不上乐观或悲观的态度与它共处下去。

　　大体上，这就是马蒂·弗里德曼在《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一书中传递给读者的战争体验。

　　只有那些没经历战争的人才会对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它可能壮烈刺激，又或极其可怕，但好歹是相当特殊而难忘的；实际上，它也可能是极其平淡的，在局促的前线哨所内的日子甚至比日常生活更乏味，然后，又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原本和你说说笑笑的战友就和你永别了。当这场战争像它开始时那样莫名其妙地结束时，周围人很快就遗忘了它，就好像那是一起短暂占领了媒体头条的交通事故。此刻，你想为这段人生经历赋予某种意义，却发现这并不是件容易事。

　　以色列作家马蒂·弗里德曼生动而充满反思性的描述，足以使他成为最好的战地记者，不过，想从书中找到战争戏剧性一面的人则会感到失望，因为在那个被称之为“南瓜花”的哨所内发生的都是一些琐屑的事件，似乎连当事人亲历时也没觉得它有何超越平常日子和个人经历的价值。不过，这或许就是普通人最有可能产生共鸣的那种战争——如果它能算是“战争”的话。基于某些特定的理由，作者试图为它赋予一种超越性的意义，进而认为自己所亲历的其实具有历史意义——那预示了21世纪的战争新形态。

　　他把这种战争的特点概括如下：“敌人不穿军服；敌对组织不是某国政府；胜利与失败模糊不清；摄影机的作用超过战斗机。”概言之，战争和生活之间的边界模糊了，那就好像你接受了一次痛苦的出差任务，要前往一个充满敌意和棘手问题的地区，但你无论如何不想因此牺牲自己，而总是想要回家的。大概正因此，哨所里的士兵们心底难以自制地会冒出两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及“你为什么不回家？”

　　这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原本是对那些以黎巴嫩为基地的阿拉伯抵抗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实施袭击的反应，因而进攻性的入侵显得像是自卫性的“防御”，然而对参战的以色列军人来说，真正促使他们待在黎巴嫩的原因，并非任何宏大的使命，而是战友间的情感纽带——也就是说，原本他们在一起战斗是因为国家需要，但最终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声称的目的，而是他们曾在一起战斗生活这件事本身。

　　在敌人射程内的哨所里，那些宏大的话语消解了，并不是它们不重要，只是那显得太抽象，无法和具体的生活联结在一起，以至于即便不是荒诞，至少也有几分不着边际。只有那些不知深浅的新兵才想当英雄——墨菲定律中关于战争的规则告诫：“别和比你勇敢的战友躲在同一个散兵坑里。”因为他们会做出某些招惹敌人火力攻击的行为。扛枪御敌确实是一份责任，但没人能靠着这份责任在狭小的哨所里度过漫长无聊的日日夜夜。这些被“围困”在前线哨所中的以色列士兵充满着无处发泄的欲望，以至于附近黎巴嫩人城镇上一个早出晚归的美女的每次出现便是他们生活最大的乐趣，好似一群人生极度贫乏的偷窥狂。在此，女性象征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渴望，是在重压之下唯一活跃的欲望，使他们还像一个正常人。

　　最折磨人的，是那种对战争的无意义感：付出了巨大投入的战争，最终却未能达到它所声称的目标，情况甚至反倒恶化了，那这么做的意义究竟何在？又为什么死在这样的地方？一旦质疑这一点，那么哪怕是最微小的牺牲都是无谓的。以色列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来开创一个“新中东”的设想，即便不纯是对自身力量的狂妄，也越来越显得像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别有用心的口号，并且日渐背离了它的初衷。当越来越多的反战声音响起，且战争就此悄无声息地结束并很快被世人遗忘之际，那种无意义感就像来势凶猛的后坐力一样涌上来。或许正是这种力量，逼迫着退伍的人们仍然试图挖掘那段经历究竟有何意义。

　　那段平常不过的个人经历由此升华了，它被看作是在见证一种新冲突模式的诞生，“是21世纪的首战”。这种冲突模式完全不同于正规战争：一个试图介入混乱国家的外部力量，发现自己即便赢得每一次战役，但仍然不能平息局势，小规模冲突无始无终，战争目标模糊不清，最终决定成败的不是谁打赢了战斗，而是谁赢得了公众意见。

　　看起来最奇怪的一点是：敌方甚至并不希望你早早撤出，而是想通过这样的斗争，来达成一个新的愿景，这意味着你是一个“很有用的敌人”。到头来你发现自己不仅力量有限，而且什么都没改变。

　　一个残酷的真相是：就连那种事后试图赋予的意义，可能也是虚幻的。它算不得“21世纪的首战”，老实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的安全区之战中所经历到的这种冲突模式，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就已经体验过了。正如目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发生的那样，战争导致的混乱局势之所以难以收场，恰恰是因为原本的国家政府被颠覆，结果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非国家行为体兴起，最终它们不仅难以被逐一击败或收买，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谈判对象。那不是通过军事行动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过度的军事反应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

　　对以色列而言，那与其说是战争，倒不如说更像是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世仇：只要那个怨恨的结没有打开，就永远不得安宁。与之最类似的先例，或许是美国殖民者与印第安人间的漫长战争，当时双方互相伤害的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问题的根源则是殖民者既无法容忍土著作为土地占有者存在，也不需要他们充当劳动力，因而印第安人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有尊严的位置。所不同的是，那时是土著经常在战术上获胜而在战略上失败，现在则刚好相反。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本战争小说，否则大概没人会对枯燥的日常放哨感兴趣，因而说来讽刺的是，也正是战争给它赋予了意义。只不过仅仅从哨所向外看，无法看清它的全部意义，那最多只是“你那一侧”的感受。最终，作者退役后设法从黎巴嫩一侧接近南瓜山。这就像是一个隐喻：他由此理解到，那些普通黎巴嫩人“身处低处，时刻被哨所中的‘邪恶之眼’窥视，是怎样的感觉”。

　　不过，他似乎并未意识到，那些游击队员用摄像机制造话题的方式来“打一场战争”的手法，其实也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一书中所说的，现代媒体构成的话语霸权往往塑造乃至决定着我们对待世界大事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南瓜花》也可以看作是那场战争的延续，马蒂仍在作战，只不过他的武器变成了笔。只是，马蒂至少尝试从另一方的视角来看看。这或许才是问题所在。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