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家道中落

　　三官阿爷祖上留有遗产，却无正当职业，整日不是进书场，就是去戏院；渐渐地又抽上鸦片。蒋仲英有了一点钱也放纵自己，交上一帮朋友寻欢作乐，且染上毒品。吸上鸦片，人就变懒了，便把业务交给韩小毛，让他去接洽。那时候“丹桂第一台”“新新舞台”“新世界”“共舞台”等戏院均实行卖票制，“案目”们掌握的票子，除了留给一些有钱的老主顾，多余的票子还要站在戏院门口卖掉。做这个行当有个规矩：大家站在戏院门口，谁先看见客人坐了黄包车朝戏院过来，向他打了招呼，这个客人的生意就归谁。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有好角儿来沪献艺，就得天天站在戏院门口候着。蒋仲英抽上鸦片，怎肯站在戏院门口兜售戏票，吃西北风呢？他索性把关系完全交给韩小毛，从中得些回扣。韩小毛为人不错，他能在上海立脚，稍微混出个样子来，也全靠蒋仲英的提携；所以总是按月多多少少把钱交到蒋仲英手上，让他维持开销。可惜，这些钱怎么够他每天吞云吐雾的花费，钱全用在阿芙蓉上了。

　　人丁增加了，光吃老本怎么行！总得做点生意，赚些钱！——妻子成凤英劝说自己的丈夫。做“案目”，要联系的业务都给了韩小毛，老本行不能做了，于是，蒋仲英想到去四马路上开一家菜饭店。他人头熟，很快租了门面，顾了几个师傅开张。但蒋仲英懒散，很少去店里过问，又不善经营，亏了本；不到一年就关门大吉。

　　蒋仲英不肯罢休，翌年，又在四马路开了生煎馒头店。因为四马路戏院、堂子多，客人不少，起初生意还不错。店里忙，需要帮手，成凤英便把刚断奶的孩子交给婆婆照顾，自己去店里帮忙，负责买菜进料。

　　这时候，蒋仲英的胞弟蒋笑笑，几年前便离开穹窿山道观到上海谋生了。他拜徐呆呆为师，唱文明戏（方言滑稽）。蒋笑笑为人“四海”，好交朋友，演完戏，常带一批唱戏的朋友来店里吃点心。因为是老板的弟弟，店员特别客气，送上生煎馒头，还要奉送干贝蛋皮汤。吃完，蒋笑笑拉了一批朋友就走，回头对店员说，把欠款记在账上，以后来结；蒋笑笑哪里有钱，还不是哥哥晦气！

　　蒋月泉的叔叔蒋笑笑，为人豪爽，助人为乐。后来，他去苏南地区参加“国风”苏昆剧团；该剧团就是解放后受到毛泽东赞赏、被周恩来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参加拍摄“红”遍全国的戏曲片《十五贯》的原有班底。团内拥有不少艺术上造诣极深的老演员，如周传瑛、王传淞、朱国良等；然而，解放前因为种种原因，剧团景况维艰，艺人生活十分凄惨，“国风”面临解散的地步。蒋笑笑在该剧团既当演员，又兼“总管”，他到处借贷、百般筹款，甚至向侄子蒋月泉要钱，这才勉强使艺人维持生计，不致流散。后来，浙江省文化局以“国风”为班底成立浙江省苏昆剧团，蒋笑笑因为人缘好，保存“国风”有功，被大家一致推荐为剧团副团长。蒋笑笑于1957年去世，浙江省文化局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蒋仲英所开生煎馒头店虽然好过一阵，最终蚀本关门；究其原因还是经营不善，蒋老板为一时盈利冲昏头脑，小小生煎馒头店竟雇佣十个师傅，入不敷出，不亏才怪！

　　生意失败，蒋仲英仗着还有些余钱，鸦片照吃不误。

　　一个人就是奇怪！蒋仲英向来是个节俭的人，从前买一包油黄头当菜，他总是拣焦的、蛀掉的、半粒的先吃掉，然后把剩下的一粒粒完整的、油亮的黄豆留给别人下饭。自从爱上阿芙蓉，竟不惜代价了。为了敛财，他在一个赌徒的怂恿下竟去朱家角（今柳林路）申吉里，走上赌台。初始，赢点小钱，开心了一阵，看钱来得容易就发起性来，上了赌瘾。他把一大把的钱都放在赌台上，输掉了再赌，再赌再输，蒋仲英的眼睛输红了，想翻本，便跑回家，拿了全部积蓄踏进赌台搏命！结果可想而知，输得晕头转向，两腿发软，几乎连回家的路都摸不着了。老婆见丈夫回家蒙着被子整整睡了两天，再三追问才知实情；气得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也无济于事。

　　还是蒋月泉的祖母收拾残局。祖母把蒋仲英与三官阿叔两家合在一起，由她统一经济，执掌家政。此时，两家生活开始变得拮据起来，靠变卖首饰与上品的衣衫勉强维持生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