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缴水电煤气费，地铁乘车逃票，乃至各种“老赖”，生活中，种种失信，不罕见。

　　这些失信行为，都会进法定信用“黑名单”吗？上过“黑名单”，失信记录还能擦去吗？上周五，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通过《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

　　一系列制度设计，专为“信用修复”量身打造，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终极目标还在于——激励诚信。

　　近年来，“黑名单”，越来越成为舆论高频词，那么，“黑名单”的价值又是什么？

　　一个共识是，对严重失信行为，应当有黑名单制度，既警醒了当事人，也放大了当事人的失信成本。同时，黑名单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联动惩戒机制，是让社会各界都参与对严重失信行为的制约，共筑“诚信长城”。

　　与此同时，一种担心却是：黑名单，本身是一种评价行为，应当仅限于内部使用，一旦对外公开，难免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权、名誉权。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失信严重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被列入黑名单，立法应当给出明确规范；如果涉及信息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也应该给出明确规范。

　　一言以蔽之，“黑名单”不能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权衡利弊之后，地方立法给出了层次分明的制度设计。

　　首先，立法明确了严重失信“黑名单”的门槛，若非四类情形之一，不会进“黑名单”。第一类，严重损害自然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第二类，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第三类，有能力履行但拒不履行、逃避执行法定义务，情节严重；第四类，拒不履行国防义务，危害国防利益，破坏国防设施。

　　换成大白话，跟四类情形对应的，有些个“失信面孔”，公众不陌生——开火锅店的用地沟油，坐地铁的总是逃票，还有，“老赖”等。在依法处罚之后，黑名单，不能不上。

　　其次，对于上了“黑名单”的严重失信行为，如何惩戒？立法授权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采取“特别惩戒”措施——市场和行业禁入，限制金融活动，限制高消费，限制公共政策享受，限制任职资格，等等。

　　幸好，多数失信行为，尚属不严重，够不上“黑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申城首创了“公共信用信息归集目录管理制度”，避免了无序乱归、信用滥用，也让“黑名单”不会变成一个筐。同时，创设性提出，一旦拟纳入信用信息目录等事项存在较大分歧意见，或者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就要组织评估和听取公众、专家意见。

　　迄今，已有99家单位确认向上海市信用平台提供4.6万余项信息事项，其中法人、自然人信息事项各2.7万项、1.9万项，可供查询数据3.14亿条，政府应用事项达700余项。

　　你我的信用信息，在这个平台上处于什么状态，想知道，可查询，因为有法定知情权。一旦发现信用信息记录不对劲，无论是错记、漏记，还是侵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都可以向平台提出异议，因为，有法定异议权。

　　在知情权和异议权之外，更要紧的是，如果失信者主动纠正了失信行为，是否允许“信用修复”，消除失信记录？

　　在立法调研过程中，这也曾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立法议题，观点可谓针尖对麦芒。

　　一种观点是，如果改过自新，也不能消除不诚信记录，只会让人破罐子破摔，根本有违征信制度促进社会诚信的立法初衷。

　　另一种是，如果征信记录可以改写，那就好比为失信者打开了可以来回穿梭的“制度之门”，与其有空可钻，不如不开这道门。

　　立法平衡各方观点，明确“失信主动修复权”，鼓励信息主体积极向善，引导失信者改过自新，在失信信息查询5年有效期内，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利影响，失信信息可从查询平台上删除。只不过，为防止“修复权”的滥用，立法还明确了修复必须要获得原失信信息提供方的认可，原失信信息提供单位要向平台出具书面信用修复记录证明。

　　无论如何，失信，再修复信用，都是要消耗“信用成本”的，耗时越长，成本越高。生活很忙碌，难免有失误，万一不小心失信了，那就赶紧修复了，毕竟，清白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