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进入高安路第一小学。和现在一样，学校（现康平路校区）的后操场有一扇铁门，只不过当时后操场的墙没有现在这么高。有时下课铃一响，我和同学就相互托举翻过这道墙，沿着一条窄窄的弄堂直达吴兴路。吴兴路有一个小杂货店（上海叫烟纸店），已有工作的哥哥经常塞给我一些零花钱，而我生性比较好客喜欢分享，就用这些钱请小伙伴们吃零食。一来一去身体得到锻炼，课间十分钟得以充分利用，而小伙伴们的友情却远远超越这些十分钟。

　　现在的回忆，犹如舒曼钢琴作品《童年情景》再现，以成人之眼回望童年，既模糊又清晰，既碎片又完整，既别有情趣又意味深长。当时我家住在宛平路，上学放学路上都会经过许多电线木杆，这些很有历史意义的电线杆外面有金属包圈。父亲轻轻弹击金属包圈，各有不同音高。我回家即在琴上弹出什么音。那个时候的洒水车也是会“唱歌”的，每回洒水车的音乐飘过家门，我就在钢琴上弹出来。父亲发现我的耳朵不错，于是开始请小俞老师教我启蒙知识。后来又被送到了高安路一小对面的徐汇区少年宫跟田梅老师学习钢琴。我就这样被我的耳朵送上了音乐道路。

　　在那个年代，钢琴还是稀有物品，记得在学校的音乐课上，老师使用的是脚踩风琴。二年级时，我和当时一块学习钢琴的也是我现在的同事、上海音乐学院黄泓教授，四手联弹共同为外宾们演奏《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曲奏毕，外宾们纷纷鼓掌，还用当时国内未见过的宝丽来一次成像相机拍下照片，记录下了这一难忘的瞬间。这张照片，虽然现在有点褪色，但我一直珍藏至今。

　　在高一小学时我曾担任过小队长。那时候，我们年级里的大队长、中队长全都是既能干又漂亮的“美女”。所以，作为男生的我能当上小队长，算是一件十分不易且光荣的事情。因为是小队长，查查手帕、收收作业、擦擦黑板、扫扫地板，也有机会与任课老师们更加熟悉。五年之中，教过我们的老师有不少，其中蔡松生老师也是后来的蔡校长最令我难忘。那时候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数学老师。他的数学课上得有声有色，使我对数学兴趣激增，还代表学校获得上海市青少年数学竞赛第三名。还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一个礼拜没有来上课，病好后来学校上课正好是数学考试，我依然拿了100分第一名。这件事，让蔡老师对我印象深刻，也让他对我学琴练琴特别支持。

　　我小时候的钢琴专业老师是洪腾教授，她当时已是我国最著名的钢琴教授之一，她建议我在小学毕业时报考专业学校学习音乐。后来我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六年后毕业并赴美国留学深造。美国音乐学院规定学生们除了音乐专业课程之外，必须选修若干音乐以外的文理课程。就读上音附中时期由于专注于音乐专业学习而未曾接触太多理科的我竟然鬼使神差不知天高地厚地选择了化学课的最难——物理化学。在外人看来对我这类毫无理科基础的人，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我居然还学得津津有味并顺利完成任务。现在想想应该是与小学时蔡老师为我们打下的良好数学基础密不可分的。

　　一直以来，随着我对音乐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和领悟，我也越来越感悟到数学与音乐的紧密关联和互为影响。数学不仅仅是数字形式，它是空间，是组合，是比例，是结构……最高端的数学不是常人认为的纯理性，而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而最高端的音乐也不是常人认为的纯感性，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音乐和数学的关系，也不仅限于频率和音律那么简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音乐是数学的最高体现形式。”值得我们一辈子去思考，去琢磨，去研究，去追求……

　　在高一小学，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也度过了快乐的琴童时光。似乎的一眨眼，我们这些“小学生”在这些年间与母校暂别一阵却一起长大，唯有母校不添银发却越发年轻。愿母校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继续谱写辉煌乐章！

　　十日谈

　　记忆中的学校

　　小学五年里，有太多的人生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