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唐太宗认为“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自观国史，补君德，成其道，《贞观政要》记载他“披卷览前迹，扶躬寻既往”，以诸葛亮秉公赏罚为鉴说：“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天国乎？’”须必躬亲，摒弃偏信，广纳贤言；谏议大夫魏征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太宗说是“甚善其言”，为避免隋炀帝倒行逆施，百姓凋零，国之衰弊的覆辙，强调治国“存百姓”，以“简静”为方略，在他执政期间国家人尽其力，地尽其利，以人为本，以食为命，民和俗静，马牛布野，家给人足，外户不闭，吏治清明，和谐繁荣。

　　太宗身为国君，明知“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为官之道，所以很注意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讲：“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正月，魏征病逝，唐太宗悲痛至极，临朝叹曰：“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并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直言无隐，随之太宗赋诗，《魏征公谏录》记载：“劲条逢霜催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太宗以魏征为镜，听魏征陈谏，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所言“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

　　以史为镜，检讨现实；以贤臣为镜，对照自己；弃旧图新，任贤纳谏，君臣互动，相得益彰，励精图治，共成政道，这就是唐太宗治国之方，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说：“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三镜”仍然可以是现代人的为官之道。李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