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夏天，早早地进入了酷暑。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还在大汗淋漓地“落实单位”。承蒙唐振常先生不弃，力邀我到他主持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唐先生豪爽挥洒，说话却诚恳实在。他说历史所在徐家汇，离市区是远了一点，但却有一个地理优势，就是紧邻徐家汇藏书楼，期刊、报纸、杂志收藏极其丰富，全国首屈一指，是一个大宝库。

　　二十年前，地旷人稀的徐家汇还没有脱去“乡下”的帽子。五条马路交汇处，除了肇嘉浜路上有个“六百”之外，华山路两边只有十几家单开间的小店。现在“美罗城”的位置上是简棚式的“徐汇区工人文化馆”，馆前空地上是“长途汽车站”。“港汇”的原址，大约要到90年代才开出了一家兼卖汤面和啤酒的三黄鸡店。历史研究所坐落于现在“东方商厦”的地方，借用的是天主教耶稣会的神学院大楼，和原来也属于耶稣会的藏书楼隔着一个小院子。历史所是漕溪北路40号，藏书楼是80号，因为跳号，其实就是邻居。

　　和这座声名远播到欧、美、东南亚及台港地区教界、学界的著名藏书楼毗邻，确实是我读书生涯中的一次幸运。在徐家汇上班的几年里，我们几个所里同事是把藏书楼当作办公室的，有空就在那里查看报刊杂志、中外文图书。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万国公报》研究，用的是台湾华文书局的影印本，其中有很多缺行漏页。《万国公报》是最早出版，延续时间最长的中文期刊，而全世界唯一一份全本收藏，就在徐家汇藏书楼里。后来编选《<万国公报>文选》，就近用来校对、补遗，取用非常方便。学者把珍稀资料视为生命，徐家汇藏书楼有珍本善本，全世界的朋友都会委托你找资料。这时候，与藏书楼毗邻就是一种特权。我曾经为老师朱维铮查找容闳《西学东渐记》原文本，为朋友汪堂家查找辜鸿铭《春秋大义》初印本，还为比利时钟鸣旦教授查找《论语》拉丁文译本，为美国孟德卫教授查找《天儒印》……

　　“徐家汇藏书楼”在解放前一般不向公众读者开放。胡道静先生曾回忆说，他是结识了藏书楼的徐宗泽神父才得以进馆阅读的。1958年成为上海图书馆的分馆之后，因路途较远、藏书楼仍然不便利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田汝康教授家住沪西，有条件叩开藏书楼。退休后写成英文著作，在海外出版，颇有好评。徐家汇藏书楼，早年由于它独特的来历和迷宫一样的收藏，学者中间谈起来颇有些神秘，似乎难以接近。其实，在藏书楼的王仁芳、张伟、黄志伟、祝均宙等先生，都是非常敬业的爱书人，每次咨询，他们都非常热心帮忙解决。说起来还有故事：80年代的时候，每个单位都有食堂。藏书楼员工不多，自己不开伙，就在历史所的食堂“搭伙”。同桌吃饭，彼此关系更加密切。

　　“文革”后，我在校园里连续上了七年学，读书已是职志。毕业后与藏书楼毗邻，如老鼠掉在米缸里，如游鱼戏在水中。想来毕业当年之所以舍近求远，每周到徐家汇的历史所上班，徐家汇藏书楼也是一个权重因素呢。

　　明请读一篇《中国传统经典西译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