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江阴，每天早晨，女工陶燕带着4岁的儿子来到她工作的阳光集团，把儿子送进企业自办的幼儿园，然后去修布车间上班。

　　广州白云区，欧派家居集团的宿舍区。午饭时分，员工林玉宏、刘林丽两口子在家里招待一个朋友。“公司提供的夫妻房，朋友来了也有地方睡。”林玉宏说，“整个厂区就像一个大院，大家没事会串串门。”

　　20年前供职于国企的人，看到上面的场景应该感到很熟悉。那时的企业几乎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保障。而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结构是当年国企改革所反对、所剥离的。如今，不少大企业，不管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又在做着貌似“企业办社会”的文章。企业为何“重操旧业”？

　　“投入是必须的”

　　广东珠海，鹅槽山下，坐落着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生活区——康乐园。一进大门，豁然开朗，一个足球场与几个篮球场相邻，后面是3栋18层的双电梯楼房。这是已婚员工的过渡房。车队司机宋瑞峰一家三口住在其中一个二居室。

　　“空调、电视、床什么的，公司都给配齐了。一个月的房租、水电费300多块就够了。”宋瑞峰说，“如果租附近同样的房子，每月得两三千。”

　　医务室、图书馆、游泳池、超市、银行、电影厅等场所在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康乐园里都找得到。在其西面，二期正热火朝天地盖着。

　　另外，记者近日走访的国机集团、捷普（广州），以及近年来见诸报端的比亚迪、中芯国际等不少大企业，不管国有、民营，还是外资，在员工生活设施的建设、投入方面都不遗余力。

　　“以前，你来我这里打工，你自己找地方住。现在，没有员工宿舍，根本招不到工人。这个投入是必须的。”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说。

　　“一个农家子弟来我们企业干了十多年，已经是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了，要求住得好一些，这些是我们能够并应该承担的。”广东欧派家居集团董事长姚良松说，“现在的‘企业办社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国家富强了，社会进步了，企业发展了，工人还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是不合理的，是我们企业的耻辱。”

　　“二代”不同“一代”

　　捷普电子（广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司徒伟中没事常去广州的游戏场所看年轻人爱玩什么。“今年要搞几台游戏机、跳舞机、打鼓机回来，在运动场边开辟一个游戏厅。”他说，下一步准备建孕妇休息室及哺乳室。“今年是龙年，孕妇会很多。”

　　“现在的工人不像以前，工资准时发就行。现在他除了要求工作、生活条件好之外，还要心情愉悦。”姚良松说。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雇佣4万多农民工，管理层将之看作“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该集团最大的一家海外工程公司CMEC，在马尔代夫项目现场建有约1.2万平方米的生活营地，包括南北风味食堂、各种娱乐场所、生态公园等。“让员工唱唱歌、看看电影、打打球，十分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做人有尊严、未来有奔头。”董事长任洪斌说。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建龙表示，企业都想留住人才，培养熟练工人。“现在的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除了关注报酬以外，更关注自己的发展前途，以及受尊重程度，逼得企业想方设法去满足。”他说。

　　“螺旋式上升”

　　“在保持企业自身发展后劲的同时，也达到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当前不少企业重新兴起的“办社会”行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沙振权认为，“值得肯定”。

　　“我们现在这样干，是自己需要办，跟20年前有本质区别。过去这样做，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这方面的保障，上面要求企业这样做。我以前在广西一个厂当了6年厂长，什么都要有，连派出所都要我们干，枪也要我们出钱买。”朱江洪说。

　　沙振权认为，现今企业办社会的性质跟以往的模式有三点不同。

　　首先从主体来说，前者主要是国有企业，而后者是以民营、股份制大企业为主。

　　其次，从目的看，前者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要求来办，不讲求效率和产出；而后者是企业出于留住人才，从而利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从本质上讲是种市场行为。

　　第三，从实际效果来看，前者由于不讲求效率和成本——产出核算，形成了人员繁冗和效率低下，成为企业经营的沉重负担；而后者则依靠可控的成本实现了高效率的公共服务供给，从而获得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这两者的区别归根结底，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从本质上讲，以往的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而现在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是进了一大步的。”沙振权说。人民日报(熊建  罗艾桦  贺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