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找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

　　万景光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负责人。万景光人称“小万”。“小万”，这位在国民党“保密局”人员眼中“妖魔化”了的人物，被他的对手们称为“中共对台湾秘密工作的魔手”、“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早在抗战之初，还在复旦大学学习的万景光，作为“两广同学抗敌后援会”的骨干，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为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向抗日武装输送募捐款和各类物资奔波，跟国民党、三青团中的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万景光奉命转移到苏（州）常（熟）太（仓）游击根据地，继续为党工作。抗战胜利后，万景光积极投身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根据组织的意图，万景光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科学社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有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刘大杰、柯灵、赵朴初等26位知名人士，万景光名列其间。1946年年底，经中共上海局研究，万景光被派往香港建立上海局联络点（办事处）。万景光到香港后，利用其父吴叠卿在香港开设的永春堂药店作为通讯联络点，并在摩利臣山道26号租房，作为宿舍和办事处；职业掩护方面，万景光通过岳父冯少山的友人、曾任“国大代表”的陈大勋律师的关系，同陈在香港德辅道合开荣记行（后改为国新公司），自任副总经理，以便公开活动。1947年1月初，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到香港，指导办事处开展工作。后来，刘晓、钱瑛、张执一、沙文汉以及陈修良等领导同志来港后都曾在这里居住、主持各项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刘晓返回解放区，上海局驻港办事处由沙文汉领导，办事处的隶属关系也改为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工作重点转向对台工作，展开情报搜集与策反活动，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做积极的准备。

　　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曾任孙中山的侍卫长，香港“陈李济”老板，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他是何遂长子何世庸的岳父）家看望何遂，随即由何遂之子、李朗如女婿、中共党员何世庸陪同去见吴石。

　　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去送吴石。

　　当天下午，吴石就要回台北。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专门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回台后，吴石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1949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吴石与妻子商议，到台北照相馆留影纪念。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在照片中，仅吴石及其夫人、小儿子三人，明显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合影，但却是合家欢的缩影。或许在吴石将军心里，最迟不过明年，一家人会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的环境日益险恶。吴石派人多次向在港我情报机构报送重要情报。这样的情报传递是极易被察觉，有着暴露的危险，也会影响到吴石本人的安全。为此，万景光感到焦虑与不安。如何为吴石这位高级情报关系建立秘密联络交通，确保这条重要情报线的安全，他认真思考着……

　　在台湾，经吴石的精心运作，秘密情报工作进展很快，铺开的面也极广。正如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所说：“吴石在台湾的特工工作，遍及东南长官公署、保定司令部和空军部队。”对吴石向我党提供情报的重要性，李资生在《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文中也不能不承认吴石“忠诚过度”，指出：“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 ”

　　吴石这一渠道是大陆掌握台湾情况的重要管道。万景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应万景光的要求，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经慎重考虑，选派中共地下党员朱枫赴台，作为吴石的联络交通，以迅速获取台湾方面的军事情报，同时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