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将重阳节又称作菊花节，重阳节要赏菊，还得喝菊花酒，可见，菊花是应九月之时令的一种花草。晋周处的《风土记》云：“（菊）生依水边，其华（花）煌煌，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俗尚九日而用候时之草也”。这“候时之草”四个字，把它的应时之特性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诗有意象，即寓意深刻的形象。那么，没有赶上重阳而晚开的菊花，与炙手可热的场面脱节，是否让人感到有些遗憾？诗人们又怎样评议这一意象呢？

　　宋代有个布衣诗人杨公远，写过两首《重阳已过半月菊花方开》的诗：“过了重阳半月余，菊花方见放东篱。香清不减登山日，色好偏过泛酒时。餐落英真成浪语，存荒径岂是虚辞。生来宁耐风霜挫，晚节腾芳满世知”；“西风转北又旬余，才见黄花灿短篱。底事不开重九日，何心却趁小春时。芳传栗里陶潜径，香入离骚屈子辞。不肯趋时真隐逸，岂教尘世俗人知”。他对晚菊持赞赏态度，重点提示了晚菊的可贵品格在于“不肯趋时”四个字。

　　趋时，就是赶时髦，争时尚，哪里热闹哪里有好处朝哪里钻，一副唯利是图、唯恐落后的架势。尽管“趋时”也有另外一种比较中性的解释，但与之组成成语的却常常是“趋炎附势”“趋时奉势”“趋炎赶热”等等，可见贬义占多。

　　菊花没有赶在重阳之前开放，或许并非它主动所为，但一旦晚开，人们便抓住了“不趋时”这个特性，大力渲染此类美德。

　　宋代有位潘玙写过一首《晚菊》，与杨公远的构思完全一致：“可惜重阳已过期，黄花无数绕山篱。政缘懒作趋时态，多少幽香人不知”。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它未作“趋时态”，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还有个史铸，晚年酷爱菊花，有《百菊集谱》一书问世，《全宋诗》中收录他作品的全是咏菊诗。其中一首《晚菊》为题，是集杜甫等四人诗句而成：“青蕊重阳不堪摘，重阳已过菊方开。不将时节较早晚，且折霜蕤浸玉醅”。“霜蕤”是一种白花，“玉醅”则是美酒，如此美好的东西，何必计较开放时节之早晚呢？

　　其他咏晚菊的诗不胜枚举，如宋伯仁“黄华十月愈风流，不把重阳作话头”；宋祁“重阳已过君休恨，留取金英晚节看”；高翥“花应得似人乖角，过了重阳烂熳开”；徐侨“我来不及赴重阳，孤负清幽独自芳”等等。而这种不趋时、耐寂寞的品性不也正是一种正能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