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一位左翼人士曾说过，“文化艺术的发展是对时代生命力的最严格检验。”就此而论，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把他关于英国工业革命至20世纪中叶前的文化发展历史研究专著题名为《漫长的革命》，同样是考虑到了全民社会的文化推进相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漫长性和复杂性，而其思考得更为充分，是同他文化研究时具有的整体视野密切相关。

　　虽然作者梳理出三种文化概念，即第一种是“理想的”，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第二种是“文献的”，指思想性和想象性作品；第三种是“社会的”，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但是，在他的研究展开中，这三种对象，始终纳入他的视野。因为差异的不仅仅是文化概念，也有概念在不同现实语境中产生的特殊意义以及对理想未来的创造性构想。保持整体视野中对差异性的敏感，构成他研究特有的内在张力。就如同他在“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专题中显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可能，成为“现实主义”概念曲折展开的时间维度，而个人与社会的共时互动，在作者对特定时期的小说具有趋同性的感觉结构的提炼中（比如说维多利亚小说的结尾是一连串的和解，20世纪的小说结尾则是主人公从一种体制中出走等等），得到了整体观照。作者借此警示陷入僵局的一种普遍模式，并寻找具有创造力的艺术方向。

　　正是关注了整体生活背景，研究者据此对概念的细微辨析，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有力概括，也深化了对概念本身的认识。比如在“个人与社会”这一章，“成员”之于“奴仆”、之于“臣民”，“反叛者”之于“流亡者”和“漂泊者”的差异性分析，即为一例。

　　而概念向生活经验的开放，如同作者所说的思想与经验互相贯通的“生气勃勃”，也使得读者有可能对文化现象的认识与判断，趋于全面。例如，罗素在他的《教育与美好生活》中曾批评洛克的名著《教育漫话》局限于家庭教育的贵族化，缺少学校教育的现代民主意识。不过，雷蒙德告诉读者的是，在当时的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学校无一例外被描绘得极为可怕，它们是充满诱惑和邪恶的地方，既鄙陋又残暴，教育也荒谬可怕，作为一种培养孩子的方式，它们也比不上家庭。”这让人联想到，《简·爱》中，女主人公在学校受到的痛苦以及对其的厌倦，《名利场》中利倍加离开学校时把校方的纪念品扔出马车的决绝举动。凡此提醒了人们，观念的更新，也需要有包括制度改革、感觉经验等一系列变化为支撑。

　　整体的视野不仅表现在生活横断面上，把思想、感觉、制度和特殊的生活方式等尽收眼底，也表现在能够从当下的情境抽身出来，用一种长时段眼光来分析问题。比如，早期中产阶级的戏剧对王政复辟时代戏剧的取代，被认为是粗糙艺术取代了精致艺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雷蒙德认为，尽管对18世纪中产阶级早期作品的评价不无公正之处，但如果把更后期的历史纳入视野，“粗俗的”小说脱胎换骨而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遭到轻视的戏剧形式也趋于完善，并为现代戏剧开辟出一片广阔天地。这样的整体视野，不是匆忙判定为“粗糙”还是“精致”，而是通过揭示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相对应的艺术样式在较后阶段的最终成熟，既是看问题的辩证态度，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化革命的漫长性。

　　（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