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出场的年轻人
那天，还是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咖啡厅，熟悉的灯光，熟悉的音乐，我们对面而坐。奥勒放下杯子，忽然感慨自己老了。他说他还清晰地记得初来上海时的情形。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他住在临近外滩的和平饭店。当时，中国还十分封闭，抵沪的外国人也不多，所以他在上海受到不少礼遇。比如波特曼大酒店，从门口的保安、大堂的侍应、前台的服务生、直到酒店的经理，都对他非常熟悉。每次住店，都给了他最热情的接待。在酒店，他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般。
他说自己的确老了，鼓鼓的肚腩，蹒跚的步履，不可能无休止地往来于哥本哈根与上海之间了。说着，他拿出手机，按了键盘，用丹麦语说了几句。不一会，来了两位丹麦年轻人。他指着其中一位面容清秀的年轻人介绍说：他叫翰，已经在公司跟着我做了近两年。又指着另一位长得有点像李逵模样的，说他叫勃，也已经来公司一年了。奥勒显然早已将我们介绍给了他们，所以他们始终恭敬地站在桌边，然后在奥勒指点下坐下，无声地陪在一侧，一边小口抿着红酒，一边轻轻地切着牛排送进嘴里。
看吃得差不多了，奥勒挥手让两位年轻人回房。他颇有成就感，说两个年轻人都是丹麦土生土长，素质不错，将来他的业务都由他们接手。奥勒与我妻子合作已长达十年，我和妻子成立自己的公司后，他与我们的合作也有六七年了。经过多年的磨合，也由于感情的深化，我们之间做生意，他从不按照惯常作法询价，而是直接把订单通过EMAIL发送过来，数量、规格、价格一目了然。我们看了价格，能做就接单，不能做也不用勉强，可以直接拒绝他。当然，产品通常都是可以制作的，价格也都是相当可以的。奥勒是中间商，有时最终买家在广交会碰到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把价格打到成本线上抢单，他还会即时从哥本哈根打来电话，感叹为何有人愿意这样压价做生意，并且叮嘱我们，不赚钱的生意绝对不要做。
他们向奥勒摊牌
多年在生意场上的经历，使我们对奥勒决定心存疑虑。出于友谊，我们小心翼翼地选择词汇，婉转地提示奥勒：业务交给翰、勃能否安全无虞？此前，我们就听说有一家在沪的外资公司，因为老总轻信下级，结果反被下级出卖，扫地出门。我们干预不了别人的事，但假如遭难的是老朋友，不免心痛。奥勒却朗朗而笑，表示“一万个放心”。
两个年轻人接替了奥勒。起先，翰留给我们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工作认真细心，待人彬彬有礼，言谈举止处处表现出后学的谦虚。但是勃有点不同，凡事急吼吼的，让人隐隐感到他是专来生意场上抢钱的。但我们终于对翰起了疑心，那是由于他的一个反常举动：他一会儿打越洋电话，一会儿发来EMAIL，向我们详细打探国内二级供货商的信息。这原是我们的商业机密，他是不应该打听的。再者，由于非同一般的合作关系，我们有不少信息，原先也都通报过奥勒。照理，翰不必重复打探。然而，当我们含蓄地提醒奥勒时，奥勒居然仍未引起重视。
奥勒的错觉之所以产生，是有原因的。他给翰、勃所定的工资，在哥本哈根是很高的。翰、勃对此也很满意，而且他们无论在公司里，还是在奥勒面前，都流露出了对工作环境和报酬的满意，显示出极大的工作热情。有一回，他们来上海时还提到，他俩正在着手创立公司自已的品牌，商标都已设计完成。公司顶楼原来是空着的，他俩已经把它改造成展示厅。显然，他们准备大干一场。而且，他们的行动也已获得奥勒的首肯。奥勒还把所有供货商和产品信息如数交给了他们，亲自陪同他们到中国，将桥梁搭好。在日常工作包括出差中国等任何事务，都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主权。
蛛丝马迹却让我们越来感到不对劲：他们正在做另立门户的准备。也许，当奥勒在他们面前公布了一切商业秘密的时候，奥勒的利润之大令他们惊讶，以致他们失去了内心的平衡；也许，奥勒后来也发现了他们的反常，并且动手收束他们的权利，或者打算放弃他们；总之，时过不久，翰、勃向奥勒摊牌了。他们认为，公司的利润由他们创造，奥勒应将公司股份分配给他们。当今社会，员工对老板不满，以至于倒炒鱿鱼，都是寻常之事。但是，员工让老板将老板的身份让给他们，还真是闻所未闻。奥勒一口拒绝。
生意不在友情在
翰、勃于是采取实际行动，将公司主要业务全数拉了出去。照理，奥勒还是有机会扳回这一局的。毕竟，整个生意链的上下游，都是他的老客户甚至老朋友，他的机会应该远远大于两个年轻人。可是奥勒对我妻子说，如果我年轻的话，还行；然而，毕竟这么大年纪了，我老了。确实，奥勒录用两位年轻人，本来就是为退休做准备的，现在怎么可能转身去迎战他们呢？他缺少的是心力。
俗话说，人再强也强不过天命。奥勒年纪大了，孩子又不愿继承父业。在欧洲，这种事很常见，父辈事业哪怕已经很成熟，孩子还是宁愿放弃父业而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奥勒只能从社会上选择人才，以期延续他的事业。只是他选错了人，以至于他们站上他的肩头另起炉灶。事已至此，覆水难收之下，他只想把他的公司名字保留下来以作为纪念。最后，他仅以丹麦克朗一元的价格，卖掉了用大半辈子创立起来的公司。
奥勒终于黯然退场。他对我们说，自己腿脚不便，退休后很难再来上海了，希望我们能去哥本哈根与他见面。
不料在他“净身出户”两年之后，他突然带着太太、女儿女婿、孙女一大帮人飞到了上海。事业的打击，似乎没在他脸上留下痕迹。他一如既往，热情洋溢，谈笑风生。在饭桌上，他向家人一一讲述着他与我们的交往史。在浦江游览时，他一一指点着夜色中外滩的建筑，讲述着他所看到的上海的变迁和发展。看得出，他退出了生意场，但上海这座城市已经深深留在了他的心头……
祝我们的老朋友晚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