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读作家的书札，闲言碎语，大事小事，娓娓道来，几欲能窥见其人写信时的情状和心态，有一种倾心相谈的亲切感，更彰显着作家的一份真性情。

　　《孙犁书札——致姜德明》，2013年5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大开本印刷，封面装潢，一派素雅。全书收录孙犁致姜德明的书札111件。书札，始于1980年10月，止于1995年7月。书中，又附印了孙犁书信的影印件，孙犁书法的潇洒澹逸之美，流溢纸面，更增加了《书札》一书的美感和鉴赏价值。“百余封中，只有四十余件用常规的信笺，六十多件用明信片，二十多件用的是空白小纸条。”这样的信札，可谓“特别”，而这种“特别”，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孙犁先生用纸的节俭，更让人们认识到，孙犁的随情随性的真诚，是一个“非常淳朴而富有情趣的人”。

　　孙犁与姜德明通信期间，姜德明先后任《人民日报》的文艺部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等，文人交往，书信内容，亦多涉文事，诸如，编书办刊、约稿撰稿、购书赠书、为人题写书名及撰写序文、读书体会、书艺切磋等等。但其内容，却又不仅仅局限于此，阅读《书札》，我们会看到孙犁先生，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更丰富的内容。

　　生活中的孙犁，内向而寡言，不喜欢参加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会议，也不喜欢文人聚会，一向主张“作家宜散不宜聚”，蜗居斗室，极力想寻找一种现实和精神的宁静，以便于更好地读书和写作。除了读书和写作，他也养养花，一棵白菜疙瘩花，就让他高兴得不得了；他甚至喜欢养蝈蝈，而且养出了经验：“今年，我才知道这玩意儿（蝈蝈）好吃大米，过去我喂它丝瓜花、菜叶，因有污染，常常死去。大米饭则既方便又安全，特为同好介绍之。”对于地方小吃，孙犁也津津乐道，只是感叹一些地方小吃，名不副实了，“今日之地方特产，风味小吃，实已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方方面面，倒也着实彰显了孙犁的“淳朴和情趣”。

　　孙犁，对于自己的文章，是特别认真的。外界传言，孙犁的文章是不允许编辑删改一字的，其实，大谬不然。1981年7月8日、12日、16日，在三次给姜德明的信中，都谈到一篇“附记”的发表问题，分别陈述道：“我写的那篇附记，如可用，请删去最后两句。”“考虑到一些问题，我写的那‘附记’，请不要用了”“‘附记’删去最后两句，可发”三次叮嘱，斟酌再三，足见对发表文章态度之认真。对于编辑和读者，他更是抱着一种谦虚和负责的态度，文章若被修改或删节了，如果合情合理，他总会欣然接受，1981年10月14日，在给姜德明的信中，关于文章的删节，他就说道：“序文见报如此之快，甚为铭感。所作删节亦为妥当。那一段原是我后来补写的，有无均无关也。”1983年9月29日，在给姜德明的信札中，关于另一篇文章的发表，他又写道：“稿中如有不妥之处，径自改正即可，不必客气。”这，才是真正的孙犁，谦虚而负责的孙犁。

　　孙犁虽深居简出，但也并非对文坛、世事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他常常以一颗耿介无私之心，痛斥那些文坛不良现象。1981年12月18日给姜德明的信札中，他写道：“我对任何作者，无个人恩怨，但颇看不惯一些人的做法，他们把文坛弄成了官场、交易所、杂巴地，卑鄙浮浅，使人气恼。”对于出版界，某些时期的不良倾向，他也坦然道：“近出版界竞相出通俗读物及白话译古典书，是文化逐渐下降的反映。”文化的研究，会因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变化，但其发展方向如何？孙犁拭目以待，“文化界确有一些反常现象，除去周氏，如罗振玉、郑孝胥等，都受青睐。甚至有人拟建立租界博物馆。据说租界‘孕育’出了一种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又如何孕育出来，只有等博物馆建立起来，才知分晓。”

　　可见，读书作文的孙犁，并非一腐儒，他不仅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更能窥见时代发展的痕迹。他有着清风明月般的心怀，有着狷介耿直的性格，有着登高望远的远见和卓识，他是一位好作家，一位让人敬重的文化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