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小说有一种岩石般的坚硬感，这或许是因为，被西绪福斯不断推向山顶的那块巨石不仅刻画了西绪福斯的厄运——在命运的反复折磨中内化为西绪福斯身上的一根骨骼；同时也在加缪的内心深处召唤起一种与石头隐秘相关的小说理想。石头这个名词所隐含的沉默、冰冷、严峻、骨骼嶙峋的写作范型被加缪用来抵制巴洛克语言风格的文明用语，这让他的一切努力，看上去都在使自己保持一种纯净的技艺。

　　《鼠疫》和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穿梭于令人恐惧的主题之中：死亡的序列、时代的病症、绝望的抵抗。然而，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加缪的〈札记〉》一文中所指出的：“他这样做的时候常带有一种合乎情理而又自信轻松、优雅宽厚的非人格性的神气。”正如他在《局外人》中所表露出的无所谓态度，加缪赖以实现其写作抱负的耀眼手段恰恰与他所迷恋的主题无关，在令人压抑的叙事主线中呈现出气定神闲的旁观者气派。这种互否性的特征——即事态的发展越是惊心动魄，越是符合恐怖小说的一切要素；作者越是垂首走过那片迷乱喧哗的幽暗的密林，从不流露自己一丝一毫的焦虑和紧张。这使得在小说与作者之间构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二律背反模式，用欧阳江河的话说就是“背负地狱却在天堂里行走。”

　　它表明，加缪在这一切不幸事件的中心，在死亡、隔离、刑罚、苦役的“富庶的根基”上，时刻实践着神的律令。鼠疫的降临可以看作是加缪代替上帝对他的臣民实施的一次“西绪福斯式体罚”。在叙事上，作者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这些充斥于人间的苦难与罪恶正是他规训的使命所在。加缪晚年的信教和《西绪福斯的神话》末尾对“西绪福斯是幸福的”的断言在他的心中升起一种谦卑的热情：去陈述这受罚的全过程，而这受罚却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它只是人类存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而已。人与命运之神的推拒战在加缪的笔下被刻意地平淡化了，在鼠疫面前，与其说是里厄医生的妙手回春拯救了这座城市，不如说是鼠疫自身暂时的退却给了他们以喘息之机。在小说的结尾，加缪以无情的口吻宣告了鼠疫如巨石般的循环性：“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加缪消解了存在的苦难之维，他所称许的荒诞/非理性其实是在证明神学伦理学——一种理性之外的道德法规的合法性。

　　苏珊·桑塔格把加缪的神意言说归结为一种“丈夫气质”，这是她注意到了加缪冷漠表层之下强烈的道德规训意图，桑塔格说这是“道德之美”。在道德层面上，丈夫也远比情人接近于《圣经》的教诲。加缪试图在读者的心里激起层层感情的涟漪，但不是去赞颂那位西绪福斯式的悲剧英雄里厄医生，而是对上帝的惩罚的感激之情。

　　同时应该看到，石头在加缪的文学体系中从来不是一种静止之物。在《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巨石仿佛荷马笔下的游动悬崖，它是附着在西绪福斯精神中的一个幽灵，一种不可治愈的顽症。而鼠疫则和石头一样像是一堵从四面八方向着你围拢来的墙，使你无从躲避，将你与外界彻底隔离开来。鼠疫/巨石成了裹在金蝉蝉翼上的一层硬茧，一套紧身衣，它们的存在预示着金蝉脱壳俨然是个不切实际的梦，而肇始于这人间的一切荒诞之事仍将继续下去，不是简单的外科手术所能解决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