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刘卫华的说法，娶了越南媳妇基本上没怎么花钱，“就是请了他家里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吃饭，按照当地规矩给东西，像烤全猪什么的，具体哪些都不记得了”。他很笃定地说自己没给钱，但是何氏欢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本刊记者，“给了1000万越南盾”，合人民币不到3000块钱，与在临淇镇娶媳妇的二三十万元花费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何氏欢告诉本刊记者，她的父亲是村长，家里条件还不错，她高中毕业后去学了近一年的医护，回来给村里人打针开药，还帮村里人裁衣服挣钱。她从来没结过婚，跟梁氏秋一样，她也不喜欢越南男人。“我妹妹的老公对她非常不好，不干活，喝酒打人，还有毒瘾，如果不能嫁个好点的越南男人，是很可怜的。”何氏欢说。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我老公对我好，虽然脾气不好，但是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我每天在家做做家务带带孩子，不用出去干活，这边的生活条件比在越南好多了。他女儿还教我写字认字，教我用电脑，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遗憾的是离家太远。“只是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有时候很想家，也没有朋友。”何氏欢说。她来中国后，只出了一次远门，就是跟着丈夫去了趟北京，待了两天，逛了天安门和国家博物馆，这是结婚之前刘卫华就允诺好的。之后，除了要去安阳办理签证和居留手续，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村里，跟当地人也几乎没有交流。“语言上还是有障碍，她听不懂当地方言，干脆就不来往了。”刘卫华说。镇上虽然有不少越南媳妇，但是在一个有10万人口的大镇，分散住在不同的村里，平时并不容易见到，要聚在一起就更难了。“有的跟着老公出去打工了，有的住得很远，平时也不会来往，比如梁氏秋，她在林州市卖茶叶，很少回来。”刘卫华说。 

　　而虽然住在县城，梁氏秋的生活也没有多丰富，她的儿子快3岁了，去年11月份，他们一家一起从越南回到临淇，不再打算回越南打工。“我老公前段时间去云南打工了，我在家带孩子，也在我姐的茶叶店里帮忙。”梁氏秋说。她每天早晨7点多钟到茶叶店坐下，一直到晚上22点左右离开，一天的工作就是守在店里招呼客人，顺便做做饭，看看孩子。“有时候挺无聊的，店里忙不能出去玩，也没有朋友，会想家。”她学会了上网，申请了QQ号，闲着的时候用手机上网，跟陌生网友聊聊天打发时间。 

　　她是23个越南媳妇里汉语说得最好的一个，有时候还会给公安局的民警充当翻译。“我老公以前送我去越南的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学校是晚上上课，晚上我老公要上班，我要骑着摩托车自己过去，路有点远，晚上还有很多吸毒的人，我自己也害怕，再加上怀孕了，就只学了四五天就不去了。只能拿了书在家自学，看电视、听歌，翻字典，慢慢学的，现在基本的听和说没问题，但是我只认识拼音，很多东西还是不会表达。”梁氏秋说。 

　　她学会了逛淘宝，看上了衣服鞋子会托姐姐的朋友帮她买下来，邓强给她钱和银行卡，她也会带着孩子去逛超市，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活动了。在越南的朋友偶尔会给她打电话聊天，她说有时候聊完了会有点后悔。“他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在国内工作，跟很多朋友在一起，我回去探亲经过学校的时候特别怀念，但是没有办法，那时候年纪小什么都不懂，现在懂了也没办法，有老公有孩子，只能这样子。”她说，她也设想过不嫁到中国来的生活，“可能会在念书，也可能在打工吧，虽然有时候会想家想朋友，但是这边的条件还是比越南好很多”。 

　　也有人主动去开拓交际圈，可这也仅仅局限在“越南媳妇”这个小圈子里。团氏红泰在中国住了两三年，今年丈夫又去了印度打工，公公、婆婆都去世了，只有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老家，有时候她会去林州城里的姑姑家住几天，有时候则会带着孩子去拜访别的越南朋友。这几天，她带着孩子去了鹤壁，拜访一个嫁到中国20多年的越南朋友。“我们听不懂中国人讲话，汉语说得不好，很少跟当地人说话，也只能跟越南人交往。”她告诉本刊记者。 

　　而刘卫华则想创造更多机会让越南人多见面。“大老远跑到中国来也很孤单，没有亲人朋友。所以我们商量着以后谁家小孩过生日，大家都一起过去热闹热闹，她们也能多见面多聊天。8月15日是我儿子生日，到时候正好赶上秋收，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也会回来，已经说好了那时候到我家里来。”刘卫华笑着说。 

　　跨国婚姻的难题 

　　而实际上，离家远、孤单并不是远嫁中国的越南媳妇面临的唯一问题，现实比这要严峻得多。尽管在中国登记结婚，但是越南媳妇们没有中国身份，她们要每3个月去公安机关签证，才能合法地留在中国。而居留权和中国身份的获得更是遥遥无期，按照法律规定，婚姻关系满5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9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才可以按照要求提出申请，但是临淇镇上已经符合条件的家庭依然没有。 

　　而对刘卫华一家来说，还有一件更迫切的事情等着他解决。他的儿子已经出生了10个月，户口还没有办理下来，最开始，村里通知他交2000块钱办理入户，他交钱后，又告诉他，想给小孩上户口，他的越南老婆必须先去做绝育手术，否则不给办理。他很坚决地拒绝了：“村里有什么权利让外国人去做绝育手术？这个说不过去，我不会同意的。”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帮儿子落下户口。“我儿子生病住院了四五天，花了一两千块钱了，没有户口也办不了医疗保险，也没办法带他回越南探亲，我们想着今年冬天带他回越南看看姥姥、姥爷的。” 

　　他还接到很多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有要采访的，有让我介绍越南媳妇的，山西的、内蒙古的都有，有人问我怎么去越南打工、怎么认识越南姑娘，我跟他们说了一下，但是让我帮忙找越南媳妇的我都拒绝了，这个要花费时间、精力，我不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万一是骗子或者拐卖人口的怎么办？不能害了人家。”　摘自2013年32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