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笔名落花生，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本书是落花生女儿许燕吉的自传，由湖南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

　　1.我的出生和第一个回忆

　　人们结婚都选个好日子，可是哪天出生就不由自主了。我的生日按洋迷信讲是最糟糕的：13日，还正巧星期五。属猴的一般是1932年生人，可我是腊月，跨了年到了1933年1月，也可以说是1932年的13月，一个生日占了两个“13”，还赶上星期五，大不吉利！

　　本来，我可以在12月25日出生的，圣诞节，多伟大！我妈妈在24日有了临产征兆，随即住进了协和医院。当天晚上就是圣诞夜，唱诗班的来病房“报佳音”，还送给我妈妈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也不知道是洋苹果的作用呢，还是耶稣不喜欢我，总之，妈妈就此一切正常，分娩的征兆烟消云散。回家又过了20天，我总算出生了。后来妈妈生我气时往往说：“你还没生出来就开始捣乱了。”真不讨喜。

　　我祖父许南英公，台南人，曾投笔从戎，当了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军队的“统领”。日本占领台湾后，他举家逃回大陆，失了根基，穷困潦倒，客死南洋。我父亲是基督教供他上的燕京大学，所以父亲信洋教，但决不迷信，不会硌硬这“黑色星期五”来到他家的孩子。但，也许他还是更想要一个男孩儿。一是我已经有了一个前房姐姐棥新，都14岁了，二是比我早生20个月的哥哥苓仲，不姓许，而是随我外祖父姓周。

　　我外祖父周大烈公，湘潭人，是位维新派的老学究，教过书，当过官，还出过国，但他仍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连生七女竟无一男。这成了他的心病。他姑姑将贴身丫头当礼物送给他为妾，想不到还是一无所“出”。于是他就宣布了一条：凡娶他女儿的，必须承诺长子姓周。外祖父的愿望在五女儿和六女儿（我母亲）身上实现了。我五姨住上海，周大孙子他看不到，而我父亲和我母亲婚后就搬来与我外祖父同住，所以我哥哥虽然是“仲”，却更使外祖父欣慰，特地请了一位袁妈专门管我哥哥，染的红鸡蛋多得吃了一个月。相比之下，我的出生就雅静多了，从医院抱回来就放在厕所间里，由做粗活儿的刘妈兼照顾着。我妈妈懂科学，实行母乳喂养，我吃饱就睡，从不大哭大喊，不烦人。外祖父给我起名燕吉。燕者，生于北京也；吉者，可冲晦气也。

　　人或早些或迟些，都有一件首先记得的事。我父亲说，他记得的第一件事是被人抱着在街上走。街上人很多，很挤，都朝着一个方向急忙地走着。他记得的这件事是台南人民逃难。清政府甲午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台湾人民奋起抗日，从台北开战，没有后援，节节败退到最后的台南。日军占领在即，人们不愿做日本人，凡能迁移的，都由台南乘船回大陆。我父亲记得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件大事，那时他不满周岁。

　　我的第一个记忆在两周岁左右，是在北京我家的门洞里，我坐在小板凳上等着刘妈给我往碗里剥石榴籽。石榴籽红晶晶的，我急着想吃，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客人，刘妈他们一下子都站起来招呼客人去了。我没吃着石榴，那客人跨过门槛时一撩的大褂下摆和黑亮的皮鞋，就印入我脑中了。这算什么有意义的事?!比起爸爸的第一记忆，太微不足道了，太莫名其妙了。老了以后想起这一印象，也许算是一种预示？

　　在北京的家里还有许多大事，比如外祖父去世。上海的五姨、五姨父带表姐、表哥，天津的四姨、四姨父带大表哥都来了，宾客如流，小孩儿成群，热闹了十几天，我一点儿都不记得。

　　后来，我妈妈随我爸爸去台湾探亲，让刘妈带着我寄住在附近的朋友水家三个多月。刘妈说，我和比我大几个月的水家小女儿玩得很好，还经常抢她的东西吃，我也一点儿没印象。

　　再后来，爸爸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和燕京大学校董会意见不一，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全家大小，连全部家当，又乘车又乘船，辗转数千里由北京到了香港。这一切，在我脑中都没留痕迹，单单记得穿皮鞋的搅了我吃石榴，真是混沌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