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汾老人走了。

　　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一见面，总是喊她“高老太”，喊了许多年。

　　最后一次喊“高老太”，大约是在两年多之前。我去大院里的美发厅，见到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正坐在椅子上烫发，五颜六色的发卷在她头上很是热闹。

　　“高老太，这么漂亮！你真讲究！”我握她的手，大声笑着说。

　　她的手很凉，很弱，远没有过去那么温暖而有力。她已不大说话了，只是抬起头，打量我一下，笑笑，还是平常那副认真样子。

　　她的确很讲究，爱美。从六十几岁结识她，一直到最后这次见面，发型，衣着，她从来都收拾得利利索索。老了，行走不便，但即使坐在轮椅上由保姆推着遛弯，她也一点儿不显得邋遢，坐在上面，精神得很。

　　没想到，九十三岁的她，永远走了。

　　生活常有巧合。高老太的去世时间，与 “二流堂”这一文化群体1943年在重庆形成，相隔正好整整七十年。岁岁年年秋风落叶，在她之前，所有“二流堂”的相关人员都已先后去世：盛家伦、金山、夏衍、冯亦代、郑安娜、凤子、吴祖光、张瑞芳、郁风、丁聪、唐瑜、高集、黄苗子、吕恩……2013年走近尾声，高汾——“二流堂”的最后一位成员，也走了。文化界曾经赫赫有名的“二流堂”，翻完最后一页，一本精彩、丰富、耐人寻味的历史大书，由此合上。 

　　高老太十八岁开始当记者，从《救亡日报》到《新民报》、《大公报》，风风火火，腿勤眼快，在新闻界可谓赫赫有名。1949年7月，周恩来邀请十一位新闻界人士到中南海颐年堂聚谈，他们分别是：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研究现代新闻史，这些名字恐怕都不能错过。十一人中间，我只认识两位，一位是刘尊棋先生，八十年代中期，经萧乾先生介绍，我结识刘尊棋并为他撰写传记《监狱阴影下的人生》。另一位当然是高老太。熟悉高老太是在八十年代后期。1987年，我从《北京晚报》调至《人民日报》，恰好与高集先生，以及他们的女儿、女婿共事。这也是一种缘分。

　　高老太不健谈，“二流堂”老人们聚会时，她总是不显眼地坐在一旁，听那些兄长大姐们大摆龙门阵。很少听她讲自己当年的采访壮举。当右派以后，她这个矮小、消瘦的弱女子，与丁聪、吴祖光、黄苗子等“二流堂”男子一同发配“北大荒”劳改，依然风风火火地关照他们，她的这些侠义故事，我也是从他们那里才听到。

　　高老太也少幽默感。自己从不讲笑话，有时候，别人讲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她好像不明白大家为何笑得前俯后仰。 

　　不健谈、不幽默的高老太，敬业的劲头儿却让人感动，甚至感动得让人“吃不消”。认识高老太时，她已退休，但返聘担任《新民晚报》驻京特约记者，主要任务就是为副刊“夜光杯”约稿。只要她要约一篇稿，谁都别想推辞。七十几岁的她，电话里口气恳切，理由充分，纵然很难完成，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回绝她。现在回想，有的文章能够写出，还真得感谢她的执着和热诚。每当我有文章在“夜光杯”上发表，或者别的报纸上有文章提到我，高老太总是会留下来，带在身上，遇到时送给我。一个赫赫有名的新闻界前辈，在晚年如同年轻时一样，事无巨细地、认真谦恭地当一名特约编辑和记者，在中国恐怕别无他人。

　　印象中，高老太称呼人总是叫“同志”，连老朋友蓝翎、舒展、方成等，她也这么称呼，规矩得让人好奇。走在大院里，如果身后有人喊一声“李辉同志”，不用转身，就知道是高老太。

　　如今，再也听不到熟悉的这种称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