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枣园到中南海

　　在青训班学习几个月后，经组织分配，侯波来到延安，进了保安处。侯波回忆说，“因为我刚到延安，什么都不懂，想来想去，还是去念书学点东西才好。我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41年9月，延安女子大学和在延安的其他几所大学合并办学，这样，我又曾是延安大学的学生。”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都很关心的学校，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在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和徐肖冰相识相恋并决定相守终生的。 

　　侯波与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结合，也注定了她一生与摄影的结缘。抗战结束后，徐肖冰所在的电影团转往东北。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其实，当时我对摄影是一知半解，组织上让我当摄影科长，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党员，政治上靠得住”。在此期间，侯波开始学摄影，“原来只看见徐肖冰摆摄影机，并没觉得怎么难弄，也没想到我应该学习这个东西。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不仅要求会拍，而且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时候我就得回家向他请教关于取景、采光、洗印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后，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那时共产党刚进城，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中南海，用得最多的就是勤政殿、颐年堂和紫光阁”。期间，侯波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大型活动的摄影，如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的拍摄。“因为工作的需要，组织安排我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进门不远的左厢房的一间大概有20平方米的屋子里，这是我的办公室兼当时四口之家的小窝。”侯波边给记者倒饮料，边讲自己当年进中南海的情况，“其实，我真正名副其实成为中南海的摄影师，还是在一次组织谈话以后。” 

　　那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表示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毛泽东的活动为主。“名为科长，可实际人员还没配备下来，只有我一个光杆科长。杨尚昆同志有时跟我开玩笑，叫我‘侯科长’，别人也跟着叫。直到现在，在中南海工作过的老同志到一起时还叫我‘侯科长’。听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我仍感到亲切。”侯波说得很慢很轻，但从话语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她的幸福。 

　　解放前，毛泽东并没有专职的摄影师，到新中国成立后，侯波才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一干就是12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拍摄了无数张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就是侯波的作品。在中南海工作的12年，是侯波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时光。因为拍的照片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形象档案，这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题。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 

　　谈起为领袖摄影这项工作，侯波无比感慨：“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我的劳动成果才能成为一个个令人炫目的珍宝。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对侯波来说，那段给领袖拍照的日子，可以说是人生的馈赠。 

　　从中条山到中条山 

　　“摄影双璧”侯波与徐肖冰相识在延河边，那时的侯波还不到18岁。徐肖冰认识的一个女同志开玩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把侯波她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到延河边散步。“同学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咱们电影团的徐肖冰同志，是个大摄影师。我就感到奇怪，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侯波笑着回忆。

　　接触了一段时间，徐肖冰觉得侯波给自己的印象非常好，而侯波也在感情上渐渐接受了徐肖冰。“我们选了一个晚上结婚，买了一点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晚上，大家就聚在他的窑洞里，一块儿吃红枣，吃馒头片。”忆起这些，侯波心底激起幸福的涟漪。 

　　“文化大革命”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称为“坏分子”，并被造反派认定为混在党内的“假党员”，后被下放到山西中条山区劳动改造。侯波是从中条山参加革命走出来的，后来又回到中条山劳改，是历史的巧合也好，是命运的安排也罢，反正侯波常常觉得中条山给了她革命的机会，给了她革命的精神，于是她从绝望中看到了新生的曙光。“他（徐肖冰）那时稍微自由一点，不用再挨批斗。在中条山，造反派把我看得很紧，通信也受限制。”徐肖冰曾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他还在粮票里夹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短诗，大致意思是要她相信历史，相信人民，一切问题终能得到解决。可造反派以为是徐肖冰怂恿她什么事情，狠狠地警告说以后不准再写这种诗，并将诗斥为“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天气冷了，徐肖冰及时给侯波寄去棉鞋，细心的他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那年月糖还是个很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把糖果没收，还训了侯波一顿。侯波虽没吃上糖，但徐肖冰的情意，她分明感受到了。“他给我寄糖果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说起中条山，侯波又想起了那令她难以忘怀的乡情。下放到中条山区时，侯波住在村里一户姓钱的人家里。村里的人不知从哪里听说侯波曾给毛泽东拍过照，都在背后嘀咕，说侯波老老实实的，不像是坏人，可能是搞错了。房东家有一个老叔看侯波身体单薄，怕她累病了，就偷偷帮侯波干造反派规定干的活儿，还帮她磨割麦子的镰刀，处处替她着想。“中条山的人民给予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是那种无私神圣的乡情把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在这次展出的照片中，有三分之一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那次影展影响非常大，应许多外地观众要求，侯波夫妇俩还带着那些摄影作品分别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了巡回展出。在杭州展览时，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人员找到侯波、徐肖冰夫妇，谈了出版画册事宜。 

　　1989年，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终于得以出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邓小平看了画册，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并在画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聂荣臻、杨尚昆也派人送来了他们的贺信。“江泽民同志那时已是总书记了，他也给画册出版问世写了贺信。”说到这些，老人很开心，也很得意。 

　　侯波、徐肖冰夫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1999年4月9日，侯波、徐肖冰摄影回顾展《从延安到中南海》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开幕。如今，徐肖冰的家乡浙江桐乡已建起了侯波徐肖冰摄影艺术馆。采访时，他们无比欣慰地说，我们多年的作品总算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摘自2013年12期《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