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个爱国者。”这是沈寂老先生对自己一生所作的评价。那天，我乍一听到这句话，还有点诧异，便问沈老，何出此言？沈老便告诉我，去年春天曾经有一位领导去他家看望他。交谈中，领导赞誉他不仅是个著名作家，而且还是一个革命者。他听了当场就否认说：“说我是革命者，我不够格。我只是个爱国者。”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

　　他说：“我见过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为了信仰抛弃舒适的家庭生活，不惜牺牲生命。比如，我的一位舅舅就是大革命中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四一二’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了。又比如，与我做过同学的王孝和烈士等等。尽管我写过一些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小说，并因此坐过日本宪兵的大牢，尽管我在抗战中曾经一度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但这都是出于一腔抗日爱国的热情。所以说，我只是一个爱国者。或者说我只是一个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这样说，符合事实，我心安理得；说我是革命者，我受之有愧，心中不安。”

　　沈老的这番话，让人听来肃然起敬，发人深省，尤其是那句“我只是个爱国者”，粗听是谦虚，细想是一种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由此，我想到近年来大力倡导的口述史。搞口述史，可以抢救大量的史料，这是好事。然而，要搞出真实可信、具有历史价值的口述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起重要作用的应当是口述者。因为口述者大多是一些年岁较大、地位较高、令人尊重的人士。如果他们能够如沈老那样敢于说真话，拒绝说假话，拒绝说那些别人赞誉自己的过头话；如果他们能够与采访整理者平等讨论，一起核对史实，纠正记忆中可能出现的错误的话，那么，写出真实可信的口述史才有可能。当然，口述史的成功也离不开采访整理者的努力，他们也应当像沈老那样敢于说真话，像唐德刚先生那样，“掌握和查阅很多材料，在一些方面一些问题上，比他所采访的对象掌握的材料还要多，甚至还发现并能用材料证明口述者记忆的错误，帮助口述者纠正错误”。（龚育之语）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写出具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的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