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娘正生了孩子坐月子。我让母亲去同老板娘套近乎，并在附近店里买了不少礼品给老板和老板娘。然后，同老板谈起心来。我问老板：“认得军法官吗”老板说：“吃我们这种饭的人，少不了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穿穿针引引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他问：“你们有亲属在大牢里？”我点点头。老板说：“最近，到我这儿买人头的人也有。我这说的是重刑、死刑犯，以前比较难，现在形势不紧好办点了。只要舍得花金条，人头是可以花钱买的！死罪不死，保释出去也不是不行！”我说：“为什么现在好办些了？”老板说：“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嘛！谁不想趁乱捞一票好走路呀！”我问：“要花多少钱才行？”老板说：“那得看罪大罪小了，不一定，罪轻的花几两金子保出去的也有！”我对老板说：“我有个妹夫，做生意的，冤冤枉枉就给抓了。我母亲与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他，保他出去。我们在南通熟人少，认识了你，真是有缘。要请你帮助呢！”他说得活络：“这种事，要看犯人犯的什么罪。冤枉的跟不冤枉的不一样，罪轻的跟罪重的不一样，好办的与难办的不一样。这军法处的几个军法官，为人也不一样。说实话，办这种事我也怕受牵连。军法审判，弄不好牵连上共产党的事，是要吃卫生丸的！但我看你们母子人不错，能帮忙我一定帮。不过话说在前头，花不起钱是办不了事的！”

　　我向他打听了军法官的情况。他说处长是个上校，姓周，最凶，常判人死刑。他认识的一个军法官是个中校，姓蒋，如果案子在蒋法官手里，就好办些。并说，有个死刑犯花钱保走了，蒋法官弄了个其他犯人枪毙了事，巧妙得很。谈到这里，我就将陈展的名字写给了他，托他打听案子在谁手里，犯的罪会怎么判，并希望先让母亲和我探一次监，同陈展见见面。老板点头说：“我试试看！”

　　“买人头！”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时听到这说法，真是惊心动魄。陈展在死亡威胁之下，我们需要买他的人头，救他！现在希望虽有，估计困难必然还很多。

　　果然，那旅店老板来说：“糟得很，陈展是个要判死刑枪决的重犯，由周上校亲自审判！蒋法官说这事他插不上手。”

　　我和母亲像五雷轰顶。老板又说：“探监的事蒋法官说可以试一试，但必须给管牢的弟兄们烧点香。”

　　“烧香”，就是花钱打点。我和母亲都连声说：“这没问题，一定烧香！管牢的弟兄们和军法官都烧香。”我们又求老板一定要救救陈展，“宁可破财也要救他！你帮了忙，我们一定也重谢！”那老板好像来了点劲，但说：“不是不帮忙，实在是周上校太厉害，他从不收礼品，有人买了礼去他家，他把礼品全甩了出来，名声在外，谁都怕他。”

　　过了一天，老板通知：“今夜九点到大牢探监，会见时间十分钟，要80个袁大头（银元）作烧香费。”为了救陈展，我爽快地付了80银元，并另加了5个给老板作跑腿费。夜里我们探监，终于见到了陈展。他关的是单人小牢房。牢房又潮又暗又脏，霉臭味冲天。陈展上了镣铐，头发蓬松，络腮胡长长的，身体十分瘦弱，衣服邋邋遢遢。他肯定受过重刑，倚墙雕像似的坐着，站不起来，两只眼在黑牢中亮出两点寒光。母亲落泪了！陈展和我们谈了些什么已忘了，但清楚地记得他大叫冤枉，说自己做生意倒了霉，这就是暗示我们他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则暗示我们是来救他的，特地叫他“妹夫”，让他明白这种关系。他又说：“我受刑太重，有病，能保外就医就好了！”这是暗示我们设法保他出外就医。不到十分钟，我和母亲就被赶出来了。

　　绝对想不到的是，我们刚被赶出来，就被军法处长周上校派兵把我们押到他的一间小平房里去了！他穿着棉军衣，剃着光头，吸着香烟，阴森森地问我们的名字，并问是干什么的。我想拿出记者名片，求得自己和母亲的安全，又一考虑，那样不好。既要花钱买人头，别犯忌，说是记者也许他就不敢贪赃枉法了。因此说是做生意的。出乎意外的是，周上校的目的是急于捞钱，所以亲自出马与我们讲价钱了。他说：“陈展要判死刑！他给共匪运送物资，肯定是共党，不承认也无用！我这人判共匪的案从不手软，知道不？”我和母亲连声替陈展喊冤辩解。周上校突然语气平和，说：“陈展的事可大可小，要看你们会不会办事，我家住在东边街上某某号，明晚九点来我家吧！”他看看我，接着说：“就你一人来，也别告诉那旅店老板！来时，别带礼，我是不收礼的！”我这就明白了。这伙军法官实际是结成一伙找犯人家属敛钱。周上校以前也许在幕后主持，如今却赤膊上阵自己出面了。他礼是不收的，但金条是收的。

　　第二天夜里九点钟，我准时去指定地点与周上校谈判。这家伙心很黑，竟提出要五十两金子买陈展的人头，甚至恐吓说：“时间紧迫，要不是时局不好，绝不会跟你打交道。你别迟疑，迟疑了，吃亏的是你们，到时候红笔一勾，来收尸吧！”又说：“出去别乱说，乱说的话，那陈展马上就人头落地了！”

　　总共去谈了两三次，我是软软地同他磨，他也降了点价。我从十多两黄金还价开始，一两二两往上加，他从五十两开始，逐渐降到二十四两（当时，二十四两黄金在上海可以买一幢石库门房子）。最后我们商定：这儿收到金子，那儿就去大牢里接犯人，但要求有铺保作保证，名义是“因病重保外就医，保证随传随到”。

　　事情就这么办成了！我立刻回上海找铺保。汪国华找了一家，我们认识上海东新书局的老板夏金松，也具了铺保。我又回南通。陈展的“人头”算是买下来了！母亲当时曾气恨地说：“这个反动政府如果不垮台，真无天理！”

　　陈展后来在他们的革命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件事。

　　陈展同志被我们保释回上海后，确是伤病严重，在我们家里养伤并治疗。我家成都南路99弄5号3楼客堂间天花板上有个秘密活动门，掀开后，人可以爬进去躲藏（这门是偶然发现的，我们未告诉别人，故是个秘密躲藏人的地方）。当时如果楼下来了人抓陈展，可以马上让陈展躲进去藏身。陈展伤病稍愈后，有一天，他外出散步时，突然失踪。当时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又被特务逮走了，另一种是可能逃到他想去的地方去了。我们很他为担心，又怕被连累，也很怕连累给他做铺保的商家。幸好，国民党反动政府兵败如山倒，风声鹤唳，已顾不上追究这种事。不久，解放军就横渡长江，江南和上海也解放了！上海在1949年5月底解放时，陈展是随大军进入大上海的，他是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驻上海钢铁公司军事特派员、党委书记。我们重逢时那种欢乐是难以言表的。

　　陈展建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业战线工作，1978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市宝钢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石化二期工程副总指挥、市30万吨乙烯领导小组成员，1985年离休，曾任上海市工程咨询中心副董事长，上海市老龄委顾问。他于1996年5月去世，享年82岁。

　　祝华于建国后在北京先后担任中国花纱布公司总经理、商业部副部长等职务。2011年冬在北京病故，享年102岁。2011年11月我与马识途同在北京开会，曾相约同去他处看望，但噩耗传来，他已去世，真令人遗憾。

　　（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