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样一座濒海临江的特大城市，最怕的是什么？是地面沉降！上世纪60年代大上海开始制服地面沉降。（本文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2期）

　　一封人民来信 揭开城建危局

　　1960年初，有一封市民来信寄到了上海市人委的信访部门，反映离住家不远的外滩苏州河南北桥下的河坝地基下陷了，还说桥北虹口一带比桥南更严重，希望市领导关心群众安危，及时采取保护措施。这封信很快由市人委转到市城建局。市城建局派技术人员去实地踏勘后，认为反映的情况属实，而且有些地段如长寿路桥附近似乎更严重。实际上，有关上海地面正在下沉的说法，当年在市民和近郊农民中已经悄悄传播开了。因在马路边能明显地看到大楼底脚陷下去了，夏季台风来袭后马路上积水一年比一年深，小学生都能在弄堂里“趟河戏水”了。

　　1961年，市城建局、公用局、华东师大、同济大学等单位就此课题开展了调查研究，目标是“摸清沉降情况，查出沉降主因”。占当年市区及近郊总面积70%以上、达420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划入重点观察范围。

　　大范围的调查结果出来后，参与调查人员的感受，可以借用一句老话：“真是不能掉以轻心。”从1953年到1956年，上海市区年沉降量在0.05米的还仅占50平方公里；从1956年到1959年，市区年沉降量在同一水准的面积已扩大到160平方公里；更惊人的是，从1959年到1961年，市区部分地段累计从1948年后的13年沉降量，已高达0.8米，最严重的地区甚至达到1.2米。这些沉降地段分布于杨浦、普陀、长宁、静安等区，还有吴淞、桃浦、吴泾、浦东等几个市郊“大跃进”新兴工业集中点。最触目惊心的是沿黄浦江、苏州河的部分码头，石台阶明显下坍了好几级。

　　于是，市公用局的一份报告及时摆到了市委、市人委的会议上，报告中强调：“地面沉降关系到城市建设、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甚至会成为不能抵御特大高潮和暴雨等重大灾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份报告受到了市委、市人委的高度重视。1962年5月，在一次市人委会议上，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曹荻秋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必须组织力量……争取几年内基本解决”。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上海地面沉降研究小组，由徐以枋任组长，田子林任副组长，从城建局和同济大学、华东师大等单位抽调10名科技人员联合组成。

　　市政专家“挂帅”

　　细心勘察险情

　　老上海市民对徐以枋并不陌生。他1930年从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曾在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务局任职。抗战期间，他和赵祖康等一起奔向大后方，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克服山势险峻等困难，负责指挥川康、川滇、康青等公路桥梁的抢建抢修。胜利后回上海，又历任市工务局的沟渠处长、道路处长、副局长等职。上海解放后，徐以枋得到陈毅市长的信任，委任他为人民政府的市工务局副局长、市政工程局长、市城建局长。1958年，徐以枋又兼任上海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对台风暴雨引发的江海倒灌等深为忧虑，曾提出过相关的预防理论及措施。他上任不久，市委书记陈丕显就找他谈过话，除向他请教了上海的防汛抗洪等问题外，还鼓励他大胆地负起这一关乎全市人民安危的重任。可以说，徐以枋是上海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市政建设专家。由他来主持地面沉降研究，正可谓众望所归。

　　由各处抽调的10名人员迅速前来报到，研究小组第一次会议商定在全市立即设立100个观测点。徐以枋还亲自跑到市档案馆查阅历史资料。据档案馆老职工回忆，他认真翻阅一摞摞英文原始记录，发现地面沉降现象自上海开埠以来就存在。从江海关和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里可以看到，早在1889年至1915年，就曾在外滩和张华浜埋设了水准标志的记录。之后，工部局又在1921年、1926年、1934年、1938年前后四次在市内不同地区进行过测量，已确认上海地面逐年沉降的事实，还推算出年平均沉降量约为0.025米。1947年，上海市政府工务局也有过一次大范围的精密测量，从佘山到外滩、张华浜、吴淞一线，结论是上海地面继续在沉降，自1938年后的10年间，外滩下沉了约0.2米，张华浜下沉了约0.26米。解放后，上海港务局也进行过测量，发现沿黄浦江一线，沉降速度在加快，5年间又下降了0.17米。他们曾向市建委领导报告过，但以为是沿江的码头承重量过大所致，因此没有报告市人委。

　　1956年以后的情况，徐以枋已充分掌握了，那份市公用局的报告就是他参与起草的。历史加上现状的综合分析，让他不禁皱紧了眉头。他带领的一组先到了苏州河上南北主桥梁之一的乍浦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乍浦桥桥身已裂开10厘米，影响到行车安全；桥梁与河面之间净空降低，已发生多起航船被堵在桥洞里的危险事故。顺着河道，他们又去考察当年河畔星罗棋布的仓库大楼。那些建筑多为有名的大银行和交易所，解放后银行合营了，交易所关闭了，就改做了仓库。如今一走进去，就感到湿气严重。仓库管理人员说，由于地基下沉湿气上升，不仅库房受损，还影响到了储存物资的安全，安装去湿机后，每天能接半桶水。这并不奇怪，徐以枋曾查看过外滩的有关数据，1950年地面标高还有4.5米，到这次调查时只剩3.7米，11年中下降了0.8米。研究人员注意到，部分高楼外墙建筑保护地基的“勒脚”已裸露在马路上，沿街人行道仅凭目测就可感觉正向街心倾斜，道旁的梧桐树有不少已枯死。老养护工说，这些大树的根能伸到一米多深，现在往地下挖一锨长，都不见水，全旱死了。

　　情况如此严峻，徐以枋和研究小组成员商量后果断决定，应当立即报告主管部门——市公用事业办，提请市人委批准，正式召开各有关专家参加的专题研究会议，以确定解决方案。

　　邀请各路“神仙”

　　论证可行方案

　　当年5月底，经张承宗副市长批准，专题研究会议如愿举行，还邀请到了李国豪等著名专家出席，专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徐以枋为首的是多数派。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上海地面沉降加剧的根源，是近几年工业的高速、集中发展，尤其是“三通”即通电、通水、通气等建设缺少合理布局，便草率决定短期内快速上马，普遍采取了直接抽用深井水的办法。另外，这几个市郊工业新区又集中兴建大厂或大型设施，地面承载力自然是成倍增加，这些都是非常不利的因素。持另一种观点的，主要是华东师大一位研究海洋海口地理的教授。他认为，原因是正常的地壳运动和海洋面上升所致，和工业快速发展关系并不大，其证据就是有记载以来上海地面始终是在沉降的。大多数专家不同意他的说法，理由是自然变迁须历经很多年才能产生影响，不会具有目前阶段性特别强的特征。徐以枋还举例说，沪西、吴淞这几个地区为什么沉降最严重？截至当年，沪西就有深水井近300口，日采水量达15.2万吨；吴淞有深水井100余口，日采水量达10万吨。所以，他认为成因就是过度采用地下水，解决办法自然是对工业采水严加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