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第一次在旅馆住宿，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五一节。那时还在南翔厂里工作，说走就走，节前下班后，就在南翔站搭乘夜车去苏州。尽管节日来临，但夜幕下的观前街有点冷清。编好了住宿理由，忐忑不安手持工作证走进了红卫旅社。那年月住宿一般要凭单位介绍信，而游山玩水是要批判的。旅社登记人员仔细验看我的证件，见我不像是坏人，加之夜色渐深，就答应我住一宿，住宿费一元两角，是个四人间。美美睡了一觉，“五一”上午，在绿杨馄饨店吃了早点，就去留园、虎丘游玩了，无惊无险度过“旅馆第一宿”。

　　改革开放后，旅游成了正当的住宿理由。但游人如织的景点，住宿难成了突出问题。好在那时年轻，只求有个铺位即可，所以睡的大都是十来个人的统铺间。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上黄山，从山下到山上，睡的都是统铺间。那时黄山还没索道，上山下山都靠两条腿，住三晚是必须的。那天傍晚车到山脚下的黄山宾馆，住的是三楼统铺间。次日中午到达玉屏楼，住进了二十来人的大统间，汗臭、脚臭、被子臭，顾不上这些倒头就午睡，养足精神去攀登梦幻而险峻的天都峰……

　　第一次因公出差去的是北京，住的是西单附近丰盛胡同、位于地下室的国家档案局招待所，五人一间，盥洗室要走好长一段路。好在吃饭可上机关大食堂。那时北京机关食堂节假日通常只供应两餐：上午8时半、下午4时半开饭。周末晚上，同行的老郑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亲戚下到地下室，给我们送来了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参观券。对这样的招待所也没听他说什么，可见那时出差住宿条件都较简陋。

　　那年夏天去哈尔滨开会，没买到直达火车票，就水陆两路分段而上：托在海运局工作的同学代买上海到大连的船票，再托大连市委档案处的同行代买到哈尔滨的火车票。船到大连，顾不上吃早饭，就乘车到位于中山广场的市委档案处。处长告诉我，与我联系的老王正帮我在排队买票，那时大连是买隔天票的。过了好一会，气喘吁吁的老王，将一张沾着汗水的次日下午开往哈尔滨的硬席坐票交到我手里。没想到是用这样方式为我买的票，这让我很感动。接着老王带我去不远处的大连市政府交际处，给我安排当晚的住宿。交际处安排我入住的是棒棰岛宾馆。棒棰岛宾馆那时不对外开放，有定班车进出接送客人。宾馆依山傍海，风景旖旎。走进大堂，富丽堂皇的大吊灯、满地生辉的大理石，还有长长的红地毯，让我这个住惯招待所、常睡统铺的人有点受宠若惊了。客房敞亮，两个大床，沙发、电话、彩电、空调，设施完备；浴巾、拖鞋、香皂、牙具，一应俱全。惊喜之余不免有点担忧：这房价一定很贵吧。那时我出差的住宿标准一天只有十来元。这么好的住宿条件难得一遇，又是对方安排的，大不了自己贴点钱，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享用了。第二天结账22元！另一个床一直空着，但不算我的份，当时是按人付费的。回上海后向领导说明了情况，住宿费破例给我报销了。

　　出国访问，入住过包括汽车旅馆在内的各色旅馆。最有意思的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期间，入住的是家庭式公寓酒店。一个套间有一间卧室、一个大客厅、一个卫生间，还带有一个设施齐全的厨房间。一行九人，六男三女，正好3个套间，只是卧室只能睡2人，另一人只能委屈在客厅沙发上过夜了。到的那天是周日，没有公务活动，我们就去附近的唐人街买了肉、鸡蛋、蔬菜和油盐酱醋，价格比国内还便宜。我们在厨房间烹炒煎炸，还包起了馄饨水饺。虽身处异国他乡，却很有家的感觉。

　　人在旅途，旅馆就是家。以前上海还有定向服务的专业旅馆，比如天目中路上为中转旅客服务的北站旅馆、嘉露旅社，武宁路曹杨路口为停车场驾驶员服务的北海饭店，浙江中路上为少数民族旅客服务的回民旅社、为妇婴旅客服务的妇婴旅社。妇婴旅社设有一定数量的新婚夫妻房间，还有儿童活动室，并有代客带领小孩等便民服务。这些服务在星级宾馆里是体验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