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讲真话，“秉性难移，至死不悔”

　　耀邦的刻苦读书与独立思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去他办公室工作报到的第一天，他同我谈话时就说，每天的工作完了以后，如果还有时间，就要多读书、多思考问题。据我观察，他似乎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冷静的理智，对许多事情都有他的独立见解。1959年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耀邦对批判彭德怀感到困惑，在长达半个月的全会期间，只在小组会上有一次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三面红旗”和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未作任何揭发批判。在那种形势下，作为中央委员，这种态度已是难能可贵了。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鼓吹“突出政治”“立竿见影”“句句真理”之类，我最早从耀邦那里便听到过不同声音。1959年他在团中央召开的一次会上说：“现在到处讲政治，什么事情都联系政治，这样搞，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政治当兵了。”耀邦不赞成“句句是真理”的说法，他曾说：毛主席主持会议时说“同志们，开会了”，这句话能算是真理吗？1966年初夏，耀邦由陕西挨整，回家休息。我从河南参加“四清”运动回来，有一天去看他，当天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社论很短，主要内容是提醒中小学生暑假游泳要注意安全，这同“突出政治”压根沾不上边儿。我向耀邦反映了这事后，他哈哈一笑，脱口说道：“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耀邦敢于讲真话、坚持讲真话的作风伴随了他一生，为此吃过不少苦头，但他“秉性难移”“至死不悔”。他常对人讲，做人既不能有害人之心，也不能有防人之心，不然我们的党和革命队伍里就不能有正常的同志关系。

　　严于律己，“谁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耀邦真正做到了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当了总书记后，他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更严了，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受浏阳县有关同志的委托，来京要求他为县里批点化肥，耀邦一口拒绝说：“谁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当时在南京工作，因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得了痛风病，想转业回北京。尽管他完全符合军人转业的政策，但耀邦也不允许。耀邦曾亲口对我说：“德华想调回北京，我不赞成。我同他说，我的孩子不要都在北京，有一个在外地工作很好嘛。”1983年，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时，一些老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对退居二线有抵触情绪。我就曾听到一位老同志激动地说：“胡耀邦老是让老干部健康长寿、健康长寿，我一听就反感！”这时，耀邦首先同他夫人李昭商量：“你带个头吧，你先退下来，我好做工作。”满妹当兵、上大学，也完全是凭自己的努力工作和积极表现，从而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认可而实现的，耀邦不但不为她说话、托关系，而且不许他的哥哥们帮忙，谁要多说一句，还要受到耀邦的严厉批评。由于耀邦对家人一贯的严格要求，他的几个孩子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耀邦在台上时，他们兄妹四人都自觉做到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而当时，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耀邦不论大事小事，都做到了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从不特殊，并且用这种精神打造出了他的家风。

　　耀邦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格。据我所知，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有二十来人，除一人因为要求回原籍工作、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请他帮助过以外，没有一人因个人问题请他说过话。相反，1979年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为了防止周围熟人走他的关系得到提拔，事先与大家都打了招呼。有一次我去看耀邦（他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在门口正好碰上一位来京上访的妇女。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胡耀邦家住址的？”她很爽直地说：“我是向别人打听的，人家要了我三块钱，不能白告诉。”这时耀邦的秘书出面接待了她，留下了她的申诉材料。随后我进去看望耀邦并告诉了他这件事。我说：“耀邦同志，您的住址也值钱啊，告诉一次可以挣三块钱。”他笑了笑，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停了一下，他很严肃地说：“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与此相反的是，耀邦对整过他的造反派、军代表等都宽厚以待，替他们说好话、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有时连当事者自己都觉得不可原谅，无颜见他，而耀邦却说他们是在当时压力下为了“过关”而做的。

　　调查研究立志走遍全国2000多个县

　　耀邦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宵衣旰食，勤于政务，几十年如一日。他经常引用他所在部队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干部就是要干，战士就是要战。当年主政团中央时，耀邦40多岁，他的办公室与卧室只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从不午睡，午饭后只在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工作了。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或读书，直到深夜一两点钟。他习惯夜里工作和读书，也要求工作人员能熬夜。每次外出调查，若要从有关部门带上几个人，都要事先了解这些人能不能熬夜。

　　“文革”后，中央分配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为了尽快调查研究，写出给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他马不停蹄，一天跑三个研究所。每天上班时则由家里带个铝制饭盒，装上饭和菜，该吃饭时就在哪里吃凉饭凉菜。有一天我去家里看他，问他身体情况，他说还好，就是肠胃不适。我问怎么回事，恰巧李昭听到了，就说：“怎么能好了呢？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尽吃凉饭。”我即向耀邦说：“这可不行，您已经是60岁的人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是受不了的。中午坐车回家吃顿饭，或要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您大概是唯一的一位了。”我见他不表态，就又重复一句：“您自己可以打听打听，有没有哪一位部长是带饭盒上班的？”他听后只是冲我淡淡一笑，什么话也不说。

　　耀邦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联系群众等方面工作，也是很突出的。他仅在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七年中，就有六年的春节未在北京与家人团聚，而是深入到矿山井下、穷僻山乡、牧民帐篷、边防哨卡，同人民群众一起过年，同基层干部共商脱贫致富大计。1952年调到团中央后，他立志要走遍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他认为，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甚至许多地方连去也没有去过、看也没有看过，头脑里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怎么可能指导好那里的工作呢？他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时说：“一个人当了三年县委书记，不把所有的村庄跑遍行吗？”并说：“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点感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认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认识。对负责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全国共有183个地（市、州）、2400多个县（市、旗），尽管耀邦已经走了173个地（市、州）、1703个县（市、旗），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除玉树、果洛两个州外）都去过，但他仍不满足。1986年的一天，我去看他，那时他刚从山东等地调查回来，兴致勃勃地同我说：“我再出去两次，就可以把全国的专区跑遍了。”我说：“您原来的目标不是要把全国两千多个县都跑遍吗？”他不无遗憾地说：“唉！‘文化大革命’把我给耽误了，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了。”摘自2014年第4期《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