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们在新疆白雪皑皑、鲜血殷殷的童年,爸爸的身影更见清晰，连续了。他被盛世才软禁在家，苦闷、焦虑的日子里，那时我两岁不到，他已经预感来日无多，就试着教我认读方块字，第一天教的就是“祖国”两字。每天生字20个，隔天倒背如流，一次也没挨过爸爸放在我身旁的戒尺打手心。初秋,新疆已经很冷。一天大雨，爸爸抱我到院中，他撑开雨伞对我说：“这把雨伞就像祖国，它能为你挡风遮雨，但你也要好好爱护它。”尽管爸爸已两次提到“祖国”，我还是没有什么概念。但我会觉得祖国与我很亲近，她能帮我，我也要帮她。长大重温这段往事，似乎形成了我们对国家、对社会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次在新疆唯一一条洋行街上，白俄开的玩具店里，我趁大人不注意，拿回了一个“维族娃娃”。爸爸知道后，非常震怒，一定要我送回去，向白俄老板娘道歉，我无论如何哭求，爸爸都不答应。妈妈陪我送还了娃娃，我哭了很久……这次童年哭泣,带给成年后我和弟弟妹妹终生的影响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伸手。

　　爸爸被杀害后，他的狱友保民叔叔转交妈妈一封信，爸爸遗言：“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千万珍惜自己，务必把孩子抚养成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还带给我一个硕大，美艳，红唇，红裙，红飘带的“维族娃娃”。没有人告诉我，爸爸已不在人间。每到黄昏，我抱着娃娃坐在大院门外，一条长石凳上，等候爸爸马车归来……爸爸还留给我们一本厚厚的《孩子日记》，他以我的名义，第一人称写道：“我小名丫儿，大名杜毅，今年两岁……”内容很丰富，有诗歌，童谣，寓言，还有很多成语。正如爸爸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有些难懂的，妈妈会画一插图，加以说明。如百善孝为先“戏彩娱亲”——妈妈画一老者，头扎小孩辫子，手拿拨浪鼓，穿着花衣，躺在地上做小儿女憨态，引得眉发皆白的耄耋双亲，开颜大笑。

　　为了活跃我的想象力，爸爸还写了一则小故事:古时候，一位钦差大臣到一大官家，鹦鹉学舌，当场揭穿了一桩隐藏很深的贪污案，爸爸写道：“钦差大臣拿走了鹦鹉和鸟笼，放公堂之上。另做了一个放大十倍的鸟笼，备足食品饮水，笼子顶端部还挂了很多绿叶、鲜花，煞是好看。”上世纪80年代末，我也写了一篇短文《彩色鹦鹉》，刊登在《全球华人微型小说征文》海外版。因我仅用了580字，写出了16岁孙子，戴上手套，为什么，又是如何扼杀了奶奶。当大家误认为奶奶死于“心肌梗塞”时，鹦鹉学舌侦破了犯罪全过程。我夺得了桂冠。领奖时，我还上了电视。爸爸在《孩子日记》结尾，留给我一信：“小丫儿：爸爸要很久很久离家了。想爸爸时，去要妈妈给爸爸画一张像，伴你左右。妈妈多才多艺，用心画出来的像，一定比照相馆拍出来的好看……”爸爸被残杀后，盛世才又将妈妈和我们关进结核病院，企图用当时不治之症，夺去我们的生命。妈妈边护理我们重症，边泪流满面画出好几幅女儿与爸爸的“合影”。其中一帧，与后来妈妈带我们回到上海，我在老宅大铁门外，人行道上，发着低热玩耍的情景一模一样。一样的我头上系着蝴蝶结，同样的我骑着小车追赶梧桐落叶。所不同的，画里童车旁，有爸爸的呵护，而画外，没有了爸爸……

　　爸爸最后一个身影: 他受尽骇人听闻、后人不忍复述的酷刑，又被注射毒针，肺、腹烂穿，一息尚存时，盛世才派人将爸爸从督办府的东花园，万丈高墙推下，摔得血肉横飞，又被毁尸灭迹。盛世才再将执刑刽子手们逐一灭口，他认定：爸爸身影从此“人间蒸发”。然而，抗战胜利了。爸爸伟岸的身影，又出现在1946年重庆万人悲悼他的大会上；出现在1983年新疆“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殉难纪念会”上；出现在1988年上海锦江小礼堂“杜重远研讨会”上；出现在1998年北京人民大会堂“杜重远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甚至出现在2010年哈佛、牛津等四大名校举办的《杜重远和他的世界》国际研讨会上。爸爸的身影出现在报刊杂志，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

　　而今，爸爸的身影重回香港。愿他的身影警钟长鸣：不忘国耻，不忘国难，历史惨剧绝不能重演。愿爸爸的身影，伴随我们，伴随大家，共赴共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