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如何总结历史教训，洗刷民族耻辱，振兴中华，实现强国梦，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新思考和新研究，涌现出一批颇具个性特色、让人耳目一新的史学读物。

　　中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重寻近代中国》（线装书局2014年3月第1版）就是一本令人关注的读物。该书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走向共和”的百年历史发展轨迹，对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条约等作出了重新思考和诠释。如在叙述《南京条约》、“洋务新政”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时，作者写道：“《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走上世界的开始……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他认为遗憾的是清政府没有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商品市场，错失了20年的良机，直至1860年，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终于醒悟，才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史称“洋务新政”。

　　洋务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和壮大国力的一次成功尝试。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现代轮船制造业、军械制造业等，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利用西方技术，显著缩短了与西方制造能力的差距。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等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发展迅猛，中国的经济构成也已经发生巨大改变，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30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然而，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虽然赢得经济高速发展，却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并将战败原因归结为清政府的洋务新政，错误地以为洋务新政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而没有冷静地寻找到甲午之败的真正的主客观原因。甲午之败原因复杂，主要责任不在洋务新政，而在于清政府的“内耗”。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要善于吸取教训，如果当年清政府能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那么，不仅19世纪的最后几年将平安度过，而且势必为20世纪的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遗憾的是，清政府内部的派系冲突，不仅无法对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后果达成共识，而且对中国的未来也缺少一种总体把握，逐步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使中国再次丧失了发展良机。

　　甲午战争后，一批先进的中国精英人物认识到中国不仅要学习和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更要学习西方富强的根本体制。1908年，清廷宣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大事件。然而，此举已晚矣，全国各省已对清廷失去改革创立君主立宪制的期盼，纷纷宣布自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宣告君主立宪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破灭。

　　在书中，作者对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也作了颠覆性的诠释和评价。别具一格的评价，还有待史学界去深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