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诺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访沪，上海戏剧学院特意安排了一段《坏女孩的恶作剧》的中文朗读，并向略萨表示，希望他下次再来时，能看到他作品的首演。略萨当即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一年半前，北京人艺将这部小说搬上小剧场实验舞台，以“名家经典、异域风情、青春活力”等标签让首都观众眼睛一亮。今年八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京沪话剧交流”平台特邀人艺来沪，七台戏里，就有这《坏女孩的恶作剧》。

　　人生轨迹

　　“好男孩”里卡多像一头小公牛犊般地爱上了一个“坏女孩”，这个“坏女孩”则像一头小母牛犊般地追上了金钱和物质，为此他们都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在何处——五十年代的秘鲁、古巴，六十年代的巴黎还是七十年代的伦敦，无论做何事——移民、打工、干革命、嫁男人、当翻译还是去坐牢。直至四十年后，一切结束，“坏女孩”在经历了“智利小姑娘”、女游击队员、指导员情人、外交官夫人、马场主妻子、黑老大情妇和囚犯后，在“好男孩”的怀里死去，用青春画完了简单、刺激、残酷而义无反顾的人生轨迹。

　　作为拉美作家，略萨的作品狂野而瑰奇，正如诺奖获奖词所说的那样，“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其“杀渴”程度令东方中庸、含蓄的审美习惯为之兴叹。这种风格被话剧努力承袭、表现了出来，比如开场那段曼波舞看似平平无奇，但演员一练就是三个多月。想必“坏女孩”的各种笑声，同样是经过策划并多次演习的。而清一色中国话剧新秀的演绎，使戏的前半部分显得清纯，想象中应比外国演员更令人接受；但后半段“好男孩”的形象和语气缺乏演变，与稍胜一筹的蓝盈莹配合起来，看上去总是有些别扭。两位配角的表演很称职，将悲剧风中的喜感粒子从容地传递给了观众。喜感对于当下中国观众来说，很有必要，而且需要抓紧时间，否则有可能遭到和《雷雨》“笑场”相反的境遇。世道人心变化太快，几十年后笑成了哭、哭变了笑，谁也说不准，任你是话剧经典，又怎样？

　　最高妙处

　　略萨说起《坏女孩的恶作剧》的创作，意在表现一种脱离浪漫主义的现实感情。对现实的当代中国观众而言，改编这部小说要比改编《绿房子》《酒吧长谈》或《公羊的节日》更合适，原因不仅是其直接描述虐爱纠葛，将拉美历史、政治因素推至背景；更是少年男女逐梦的努力、境遇和成败，更容易被中国人切身感知并发生联想。几十年来，不，近百年来的中国，这样的“坏女孩”还少吗？相信在剧场里，不乏有这样的观众，年老的想到陈白露，年轻的想到了郭美美，或都想到了。全场最响亮的笑声，来自这个桥段——-老外交官发现他的瑞士银行存款被“坏女孩”席卷而空，却因那笔款子实为逃税所得而不敢报警，只好向“好男孩”哭诉：“她应该去搞艺术！官员总是败给了艺术家的！”听了这句话，就觉得有位上海作家说得真对：“拉美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十分巨大。”

　　尽管全剧“坏女孩”、“好男孩”被重复了无数遍，但话剧与小说一样，从未作“好”或“坏”的评价。这才是最高妙处，一切由读者和观众选择和决定，或可谓好坏，或可知喜悲。

　　这就是文学性。

　　现下的话剧，商业性也好、文学性也罢，其来源主要是小说——前者如阿加莎或南派三叔，后者如契诃夫或萨特，还有略萨。不是说话剧的文学性不能来自小说，而是说不能只来自小说。话剧是文学之一种，其文学性更该从话剧本身发出，《雷雨》正是这样的杰作。只可惜它已被太多的人谓尽了好坏，却只被太少的人知悉了喜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