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在上海书展做了人生第一个签售会。当时趁着青春文学和新概念作文的热潮，我出了人生第二本书。我的责编是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刘莉娜，时任东方出版中心青春文学的编辑，亦是奇妙的传承。许多年后，刘莉娜去了《上海采风》杂志，我们一起到青海捐书扶贫，她捐的就是那本她为我制作的《青春禁忌游戏》。而我签给她的字，就是在那年书展上写下的。

　　和我一起做活动的还有青年作家朱婧和庞婕蕾。我一直记得那个场景，我们三个人坐在一桌上，拿着一个系列的冰淇淋色封面的短篇小说集。来往行人如梭。

　　所以每次要想起上海书展给予我些什么，总是会从八年前开始。那时我还是个由家人举着家用摄像机摄下画面的小作者，他们都为我骄傲，我还记得那段影片的开头是展览中心门外迎风飘扬的旗帜。即使是如今，我很少有勇气和他们一起看这段录像，因为我总觉得因为签售太冷清而羞愧，也觉得自己幼稚。但大人们似乎从来不这样想，他们会从我的头发开始讲起，到我穿的衣服是几年几月买的。我甚至想不起来，自己还是一个因为害怕而要求家人陪伴签售的样子。因为在后来几年的书展活动中，我似乎再也没有勇气邀请他们来一起参与了。他们会在电视里找我，说：“你不是去参加书展活动了吗？”我说：“是呀人海茫茫，我在买书呀，怎么找得到呢。”

　　想起来那第一次的签售会，和其他两位前辈相比，我的读者最少，大部分来的都是认识的朋友和同学。其中一位是我在参加新概念比赛时同一届的朋友吴笛。我的比赛成绩不如她，她是蝉联两届的冠军，但炎炎夏日里，她特地跑来给我捧场。在那张三个人的桌子的角落，我们还闲聊过一阵。我们刚考上大学，我在复旦读哲学，她在华师大读金融，都还不算真正的文学背景，只是业余的写手。她说她心里矛盾，既想继续写下去，又想随着父母的意思将写作当做副业。这样的抉择，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尤其是还在喧嚣的人流中，但我们还是聊得很焦虑。许多年后我想起这个场景时，依然有一点感动。有一种想要互相扶持、互相鼓励，所能做的却只是互相注视彼此迷惘，说一些“你要一直写下去啊”一样的应景话。忙着给读者签名的作者，是不会有时间在签售时和旧友聊那么深入的话题的，也不会耽溺在那样的时地中燃起稀薄的感伤。

　　之后我还在办在作协的书展活动上见过吴笛，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和她说话。她已经毕业选择从事金融相关工作，我还在如痴如醉写校园小说。我们照例一阵寒暄，时隔多年，说的依然是“要不要继续写下去”的挣扎。我以为这样的相逢、这样的迷惘会一直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去年六月，我得知复旦学长甫跃辉正在编辑她的遗作《古代》，登时脑袋里一片空白。打电话询问时泣不成声。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难过，或者我也不是她最亲密的好友。只是只要一想到她的名字，脑海中总是浮现我们在展览中心角落的谈话，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失去了一个一起做梦的战友，那一年我们都19岁，在那座文学展会的宫殿里，比渺小更渺小，比梦幻更梦幻。我也永远记得在我第一次那么不成功的签售会上，她顶着烈日前来给我助阵的身影，这些伤痛的回忆，恐怕要永远留在心底深处了。

　　只是每一年，每当我又坐在那个宫殿的角角落落，我会想念她，像想念我们的青春一样，像想念那些充满梦想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