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挖出了真正的盗贼

　　端木严肃地说：“使劲！”门卫无奈，颤抖地与之较劲，好长时间才被端木扳倒，端木又让其伸出左手比试，结果一使劲他就输了。端木停止了审讯，站起来就走人。 

　　端木找到队长，自信地说：“不是他，抓错了，我的意见是马上放人，否则，会被动的。”队长本以为他办案老到，很快能拿下对手，没想到端木却要放人。队长转喜为怒：“你想干什么？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端木平静地说：“他是一个贫农出身的门卫，不是阶级敌人。”队长厉声责问：“他偷了巨款，性质完全变了！”端木伸出右手，问队长：“你有什么证据？”

　　端木想解释自己的推理判断，嫌疑人是个右撇子，而放在会计室保险箱南面墙角，装有铰链的一边恰巧紧贴墙壁。根据痕迹鉴定，保险箱上的门是被盗贼用手摇钻打穿铰链芯插，失去支撑后用解刀撬开的。端木反复模拟，试验了现场作案条件和敲撬门角度，得出了盗贼是个左撇子的科学结论，通过与门卫掰手腕，端木否定了他。但队长根本听不进去，也不愿听他解释。面对顶头上司的横蛮训斥，端木没有退让，他坚守了一个侦查员的底线和良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门卫被收容审查期间，一个顽童玩耍时在厂区附近捡到了一只军用书包，内有3万元人民币，侦查员让他们指认时，不偏不倚正好在门卫宿舍后门的一堆木材夹缝里。有了铁的证据，门卫在侦查员的逼供下，经不起精神和生理上的高压，不得不“交代”了偷窃巨款的犯罪事实。

　　就这样，端木犯的不仅仅是判断失误的认识问题，而是没有好好调查就要放跑阶级敌人，那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于是被上纲上线为阶级立场问题。端木被撤掉了刑警队副队长的职务。其实，他刚解放就被任命为副队长了，他带领部下屡破奇案，功勋卓著，被誉为“四大金刚“之首，早该扶正了，因他历史上有过在南京伪政府当宪兵的误点，档案里便有了“不得重用”的内部结论，故此，原来的队长擢升了，又外派一个新队长，端木被副了十多年没有灰心，还是兢兢业业地破案，就是因为他破案有绝招，才勉强保留其副的，否则，早就被下放了。

　　那个年代，中国尚没有出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提请门卫执行死刑的报告呈到了上级领导的案头，上级领导认真地翻阅了案卷，慎重地在批复栏里写下人命关天的八个字：不杀为好，改判无期。

　　第二年春天，与端木一起参与破案的徒弟在厂区附近的一个破屋里挖出了真正的盗贼，终于还门卫于清白，也印证了端木的判断，罪犯是个左撇子。端木副队长官复原职。

　　1966年初夏，一场“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端木因有过旧军人污点，更是难逃厄运。端木被关进牛棚接受严厉审查，在关押的日子里，他被迫老实交代自己15岁稀里糊涂当过伪政府宪兵的经历，为了交代清楚，他首先从自己的出身说起。

　　端木原名叫蔡承彦，其父是个轿夫，每天披着繁星到城里拉车，母亲则每天踏着晨霜去城里卖菜补贴家用，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下几个铜板供老二求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蔡承彦不负父母厚望，品学兼优，还迷上武侠和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因家里贫困，蔡承彦只读了四年私塾便辍学。

　　1942年初冬的一天，15岁的端木来到姑苏城，见几个穿黑色制服的军人坐在桌前招兵买马，他站在边上好奇地观看了一阵，听招兵的说免费吃饭和穿衣，还有军饷。端木的心被说动，赶紧回到家里，对母亲说想去当兵，母亲想到家里七口人吃饭，生活颇为拮据，见儿子大了不妨出去闯荡一下，便点头应允。他兴奋地冲出家门向招兵点飞奔而去。

　　蔡承彦填表格时将自己的年龄虚长了3岁，招兵的见他身高马大，又能识字短句，便欣然收下。从此，他头戴钢盔，身穿黑色制服，脚蹬大头鞋，挎着长枪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巡逻放哨。

　　队里有个叫焦雄冠的兄弟与他特别有缘，也是农民出身，无话不说，互相照顾，成了至交。焦雄冠系地下党，把蔡承彦介绍给了孙区长，孙区长也是地下党员，在他俩的熏陶和感召下，他朦胧地意识到了许多全新的道理，决定追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