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开始实施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有一批西方记者、传教士、商人、医生、教授和外交官的报道、日记、信件资料，更为令人瞩目。

　　“一排排平民站着，被机关枪扫射而死”

　　最早报道日军在南京屠杀暴行的是一批英美记者。美国记者斯提尔于12月15日以“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地狱般的四天’，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为题，向《芝加哥新闻》发去电讯稿。该报在当天即在头版刊登了这篇消息。消息称：“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我发现我们一行人不得不从堆积高达5英尺厚的尸体上走过去。”另一名美国记者德丁在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以“俘虏全遭杀害”为题，报道说：“记者在登上开赴上海的轮船的前一刻，在江边马路上看到200个男子被杀害。屠杀只花了10分钟。日本兵使男人们在墙壁（城墙）前排成一列，加以枪杀，然后许多拿着手枪的日本兵，乱七八糟地在中国人尸体周围毫不在乎地用脚踢，如果手脚还有动的，就再给一枪。”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美国传教士）曾以自带16mm摄影机偷偷拍摄了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纪录影片。其2号影片的解说词中说：“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被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被用手榴弹处决。”“约有1000个中国人的队伍被强迫赶到下关的扬子江岸边，在那里他们一排排站着，被机关枪扫射而死。”

　　美国传教士史德蔚在日记中描述了大批放下武器的军人与市民被日军捕杀的情景。他写道：“多数情况是这些人被带往江边，100人一起，用机枪扫射，尸体就倒入江中。起码有两三次是成群的人被绑在一起，浇上汽油再点火燃烧。城市陷入日本人之手时，有约6万至7万人丧生。”

　　日军的血腥屠杀，使南京长江边和河沟、水塘里布满了尸体，城内的大街小巷中也尸体横陈。一些慈善团体和市民群体纷纷行动起来，对数量巨大的遇难者尸体进行掩埋。这些掩埋的记录，成了揭示这场历史罕见的大屠杀的铁证。由西方人士为主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也参加了这项埋尸工作。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载明：“2540元用于红十字会进行的必要的掩埋工作，埋葬40000多具无人看管的尸体。在40天的时间里，这项工作雇用了近170人。

　　“我们从未听过或见过如此暴虐”

　　2万多名妇女被强奸，是日军对中国妇女犯下的最为触目惊心的罪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强奸暴行，还大量发生在受西方人士保护的安全区内。在许多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中，记录了他们目睹的日军强奸暴行。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呈交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称：“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2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他的这一说法，后来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引用。《判决书》认定，“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

　　美国传教士索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日军在南京“成百地公开强奸妇女和少女”。他写道：“有一名妇女在弗兰克家被强奸……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一名少女遭到17次的强奸…每天每夜都不断有案件发生，数量达到数百起。人们几乎难以用语言来描述这些恐怖的案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曾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家里的所有女人都被奸淫了，如有抗拒就吃刺刀，即使老至60岁，幼至11岁的女人，无一幸免。这些女人都在南京12月阳光之下，被剥得赤裸裸的公开干。有的四肢被割断了。远听门户洞开的屋里传来女人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西方人士在鼓楼医院接触到了大量妇女遭受性侵害的案例。有一位在鼓楼医院治疗的18岁姑娘，她在被两名日本士兵轮奸后染上了性病。美国传教士马吉在其拍摄的影片中收进了她的画面。马吉指出：“全城像她这样的人有几千名。”另一名因被日军强奸而患了性病的妇女，到鼓楼医院救治。医院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就此向国际委员会报告说：“12月13日，日本士兵抓走了她的丈夫，她被带到城南某处，并被关在那里。她每天被强奸7-10次之多，只是夜里才让她睡一会。她染上了3种性病：梅毒、淋病和软下疳，这几种病非常厉害。”

　　“他们恨不能把南京城烧个精光”

　　古都南京在被日军攻陷后，经历了漫天大火的摧残。日军官兵大肆纵火焚烧商店、机关与民居，使许多繁华的街道，变成废墟。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亲历了全城大火的悲惨景象，因而南京城市遭遇人为纵火的劫难，也成了他们经历中的一种痛苦的记忆。

　　美国医生威尔逊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慨叹：“到目前为止，超过一半的城池被烧光了。”他说：“每个商业区都被点上了大火。我们这群人确实看到他们在几个地方放火。昨天回家吃晚饭前，我数了一下，有12处火场。今晚同一时间，我数了有8处。其中几个地方包括了整个街区的房子。我们附近的大多数商铺都被烧光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米尔斯在信中告诉妻子：“日军进城以后没有一天不在某个地方纵火，常常不止一处。”

　　1938年2月拉贝回国后，接替国际委员会主席职务的米尔斯曾对这年3月南京市遭日军纵火后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城里主要的商业街像中华路、太平路、升州路，从新街口到鼓楼中山路都被严重烧毁了。在城里各个地方，又是大火同时烧毁房子。因此烧毁的建筑物数量是很多的。郊区的下关，大部分遭到了破坏。南门、汉西门、水西门外，相当多的地方也被烧毁了。”国际委员会司库克勒格尔在1月13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日本人用大手笔完成了一个巨作，也许唯一使他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只能在各个地方一所一所地烧房子，他们恨不能—下子把整个南京城烧个精光。”“整个城南夫子庙地区，主要商业街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珠江路就是这样被掠夺一空纵火焚尽，现在轮到了中山路。这种有组织的纵火开始于12月20日，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得通红……全城估计约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房屋被烧毁。”

　　日军在肆虐纵火的同时，还用种种方法阻挠消防队员前往施救。拉贝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房子的南北两面都发生了巨大的火灾。由于水厂遭到了破坏，消防队员又被日本士兵抓走了，所以我们爱莫能助。”“日军士兵纵火点燃了平仓巷16号的房子。施佩林和安全区消防队的一名官员赶往火灾现场，但是无法救火，因为我们的水泵和所有的消防器材都在几天前被日军士兵抢走了。”对此，亲临现场的国际委员会委员施佩林指出：“在南京安全区，我们原来有两个组织良好的消防站，一个在鼓楼，另一个在大方巷，可惜我们的消防龙头和消防车都在日本军队进驻后被他们征用了，因此我们在遇到许多火灾时束手无策。”

　　对于日军在全城纵火造成的严重后果，据国际委员会委员斯迈思所作调查统计：全市房屋，有24%毁于纵火焚烧；城外有62%的房屋被烧毁，通济门外被烧房屋高达78%；在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和六合（半县）四个半县中，共有30.08万间房屋被毁，占这些地区房屋总数的40%，其中多数是被烧毁的。

　　侵华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暴行，给居住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德国驻南京外交官在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称：“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报告将一手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本侵略军称为“兽类的集团”。

　　（摘自《档案春秋》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