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民国，不管是新年还是旧年，都挺闹腾的。当时正值新旧鼎革之际，所谓的“新旧”，无非就是西化与传统之争。这一新旧之争，也表现在新年和旧年的争执上。从1929年开始，之后的几年，每临近元旦，这种争执就变得热烈起来。要崛起，就得西化，这是当时多数人的看法。所以，既然都要西化了，就得过西方的新年，怎能过旧年，这不是和新年新气象格格不入吗？

　　所以，每当临近元旦，各大报刊上就铺天盖地都是提倡过新年的文章。过元旦，是和国际接轨；过元旦，是废旧迎新；过元旦，是崛起的希望……总之，过西式的新年，是希望所在；过旧式的年，是糟粕和遗毒。过去不强大，就是旧年历所致！

　　在如今的人看来，过新年和过旧年，不就是一个日期的问题吗，有什么可争的？可在当时，西化遭遇传统的强大阻力，不少封建遗毒还未清理的情况下，新年和旧年之争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过新年，在文人的笔下，就成了反封建的一种方式；而过旧年，或者新旧并存，就成了军阀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象征。

　　所以，各地的舆论，都倾向于过新历的元旦。旧历的初一，甚至被有些人定义为“反革命的元旦”。也就是说，过新历元旦，才是拥护革命；过旧历的年，就是“反革命”。民国政府的宣传，也是如此，鼓励人们过新年，反对旧年。

　　在以新代旧之际，有些做法难免显得幼稚，或者武断，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却情有可原。正如有学者说过，要反对一个极端，往往得走另一个极端。而只过“新年”的这个极端，一直持续了近十年，到了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左右，中国人才总算能既过新历的年，又可以大大方方而不必偷偷摸摸地过旧历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