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到孙犁故乡了，仍然是那种少有的风清月朗静如处女的感觉。惟屋内书橱里立着一本《荷花淀》，好像欲言又止地说着什么。

　　这户耕读之家坐落在河北省安平县大子文乡孙遥城村。青砖墙围成紧凑的院落，门楼上方悬挂着莫言题写的匾额“孙犁故居”。正房两扇门上刻着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我仿佛看见孙犁高高的身影从门里走出，从少年到老年挺胸走路的姿势从未改变。

　　影壁墙上一幅耕读图留住了我的脚步。那该是孙家人日常生活的实录吧：画面的左上方静立一间房，透过支起的窗扇，能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在织布机上劳作。右上方画了一位中年男子挥鞭扶犁耕地，牛儿弓起的脊背与飘在空中的鞭影那么吻合。画面中央，一位少年正挑灯夜读，面前摆放着毛笔、砚台……画面无声，却分明听见了赶耕牛的吆喝声、织布机的咔嚓声，还有少年的读书声，这些声音从画面溢出来，飘出小院到了远方。我在猜想，院外坡上从麦田里穿来的那条小道，应该来自荷花淀，是传送这耕读之声的输送带吧！这样的路无人踩过，至少一场春雨过后人们不忍心踩。孙遥城村的人肯定记得，正是从这条路上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个头渐高，渐清晰……这个人就是孙犁。那是“文革”后期的一天，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在离村子约一里路的地方停下，从车上走下来一个瘦瘦高高的人，领着一个女孩沿着田间小道向村里走来。他手里还掂着从路边捡来的白菜帮子什么的。一个叫孙占英的小青年迎上去，和来人拉呱起来。他问小伙子是谁家的孩子，你爷爷是谁呀，又问了几家乡邻的情况。占英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写文章的大作家孙犁，就问你是多大的官呀，你知道写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浩然吗？孙犁一一回答，说自己年纪大了，也没有生活了，不怎么写文章了。说他认识浩然，另外他告诉小伙子他是十级干部，但不管人。关于孙犁是十级干部还是师级干部，后来村里人讨论了许多年，也没有搞明白。孙犁回村住了不到一个礼拜，天天和乡亲们一起聊天。其间，他闹肚子疼，到公社医院看病，聊天时医生无意间谈到乡下太偏僻，买不到诊病大全一类的书。他便记住了，后来回到天津就给公社医院寄来了一本厚厚的《常见病诊断大全》医书。

　　进入孙犁故居的堂屋，我一眼就看见了古铜色的孙犁头像，端端正正地安放在赤红色条案上。头像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画，一只雄鸡站在石头上，翘首回望。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孙犁的那双眼睛，仿佛躲闪什么似的，但是光芒却不折回。

　　我不能不提到展放在故居的那本《荷花淀》。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小说《荷花淀——白洋淀纪事》，方纪后来这样回忆道：“当时我正在《解放日报》当副刊编辑，读到《白洋淀》的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里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白洋淀》的出现，像是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使人头脑清醒！”1978年11月孙犁在《关于创作〈荷花淀〉的写作》一文中，是这样回忆他当时的写作：“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很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节拍之处。”

　　我从故居出来，看到村路上拥挤着游人，大家互相拍照，留影。也有几个村民给那些追根寻底的参观者讲孙犁的故事。我就在这时才得知这个故居的今昔变迁。我们今天看到的孙犁故居是在原址上按旧貌恢复起来的。原来，土改以后，孙犁举家来到天津，老家只剩下三间带耳房的北屋，先是生产队放置农具。每年雨季房子倒塌漏雨，队里就修修补补。后来房顶茅草丛生，房基歪斜。其间，村支书给孙犁来过一封信，问房子如何处理，他当时心里乱糟糟，顾不上这些便回信：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文革”后不久，孙犁得知老屋妨碍着村里新的街道规划，他了解到村里要新建小学，想到从他在村里上小学时，就没有一个正规校舍，都是借用人家的闲房闲院。他便毅然将老家几间老屋卖了一千元，又拿出一千元稿费，捐资兴学。新小学盖好后，乡长来天津说，要以孙犁的名字命名。孙犁说：“别开玩笑。我拿两千块钱，就可以命名一所小学；如果拿两万，岂不是可以命名一所大学了吗？我的奉献是微薄的，不必这样！”　

　　要离开孙犁故居了，我心里要说的话太多，如此安宁的乡村，虽然已不是以前的田园了，年轻人丢掉了锄头，也忘了犁耙的模样。孙犁还是孙犁。他曾经说过，人走千里，到了一定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叶落归根。村人还记得，那年孙犁把“文革”后重印的小说集《荷花淀》留给乡亲们后，在村头做了个小小的伸展运动，就把自己纠缠在这个小院里了。我们这些不在故乡的游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追上他的脚步！